【序跋】
作者：刘醒龙
人心里藏着的秘密，连自己都发现不了。等到这秘密实在不想继续成为秘密，找机会泄露天机，自暴行踪，经山历海的心灵，早已沧桑得不再将任何秘密当成秘密。
1991年的秋天颇为不凡。过了三十年，其间还跨越新旧两个世纪，回过头来看《凤凰琴》，当年那次心旷神怡的山居日子，是一个人内心能量的爆发。那座名叫大崎山的山，是这种爆发力名副其实的支点。
那年初秋在大崎山小住。在此之前，大崎山于我从来没有陌生过。作为大别山余脉，大崎山坐落在长江之滨，没有群山环绕，独具孤峰品格。当年举家搬迁，去到大别山腹地，自己刚满周岁，还没来得及见识大崎山独有的人文气象，但在日后的家庭文化中，大崎山从没有缺位。守着开门就能见到的大别山主峰，却总在牵挂几百里之外的大崎山，天长日久的积累，让心中的大崎山变得更加神奇。在大崎山的那几天，举头相望，俯首所见，舒展双臂与长风霞彩相拥，家中长辈说了二三十年的人与事，在崖岭上、密林间，比比皆是。多年以后，我才深信，诗心开化，文采飞扬，缘起于大崎山中的那一段深情。
世间山水自然，有两种形态，一种是熟悉的陌生，一种是陌生的熟悉。熟悉的陌生使人倍感神秘，陌生的熟悉使人生发情怀。作为前者的大别山与作为后者的大崎山，有着文学意义上的区别。没有大崎山上的深情爆发，没有大崎山所形成的力量支点，会不会有后来的写作？
从大崎山上下来，一口气写了与之前写的所有小说大不一样的两部小说。
先是1991年第一期《青年文学》头条位置刊发的中篇小说《村支书》，杂志还没印出来，责任编辑李师东就来信说，再写一篇更好的，紧接着在第三期上推出来。写作者对自己所写的每一部新作，都会怀有超越自我的愿望。一部好小说，一部在好小说之上称之为更好的小说，是什么样子，有什么样的标准？这些年来，我从未问过李师东，他也从不主动提及这个问题。1992年元月，《凤凰琴》顺利写成并寄出。李师东收到稿件后，只字不提这是不是一部更好的小说，只是将约定的第三期改为第五期，原因是文学杂志的行规，第五期比第三期更加醒目。
后来的某个阶段，曾经很烦别人提《凤凰琴》，需要编小说集时，也尽一切可能不收录这部作品。一方面是由于那些言说者总是拘泥于所谓教育题材，而自己所描所写本是这世上人口最多的卑微者；另一方面是由于某些史评家总是定论于文学对现实社会的救急功能，而自己所思所想本是给这些小人物恢复有尊严的生命价值。
1994年长篇小说《威风凛凛》出版，在封面勒口上写有一段话：“作家写作有两种：一种是用思想和智慧，一种是用灵魂和血肉。”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作家也可以分为两种：一种用作品影响作家，一种用作品影响人民。在讨论具体作品时，比如《凤凰琴》，从日理万机的领导人，到汶川映秀小学的教师夫妻，再到那群非要将村名改为“凤凰琴”的家乡村民，莫不为之动容。
1995年10月，我在武汉西郊知音湖畔的职工疗养院小住两个星期。第一个星期写《分享艰难》，第二个星期写《挑担茶叶上北京》。后写的《挑担茶叶上北京》似乎人缘很好，先写的《分享艰难》却迥然不同。
2009年，在《凤凰琴》的基础上续写的《天行者》出版了。
作为中篇小说的《凤凰琴》写了一段浓得化不开的情怀。
作为长篇小说的《天行者》，存续在字里行间的是铜铸铁打的生命。
什么是好小说，什么是更好的小说？必须将写出来的小说放到时光的长河中，听听逐渐远去的流年有没有声声不息的回响，看看和迎面而来的时代有没有水乳交融的拥抱。
一部作品，用持续三十年的变与不变，陪伴写作者变或不变。所谓的“好”与“更好”，绝对不是收获名声，而是与名声无关的人性修行，人文品格——在小说中，在日常里。在称得上更好的小说中，也必然用文学塑造了专供自己学习的自己。
（本文为中国青年出版社2022年4月出版的《凤凰琴》一书跋文，有删节）
《光明日报》（ 2022年07月22日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