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尧
如果我说三千多年前周武王姬发来过现在的阳泉，你相信吗？如果我说周王朝建立以后的一百多年，从周武王到周宣王，历届周天子每年春天都要来阳泉千亩坪这里举行隆重的农耕祭祀活动，你相信吗？我也不敢相信。然而，诸多文献记载，诸多地望所在，诸多苦苦追寻，这恐怕不是巧合，更不是牵强附会，而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否则，在平定古州这块“半田半水九分山，四驿百关千道连”的崇山峻岭之地，何以会凭空冒出一块方方正正的千亩平地？是的，我说的就是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千亩，以及阳泉古道边上的古老村庄——千亩坪。
籍田千亩，敷政天下第一地
千亩坪有一通大魏武定八年的《关胜诵德碑》，这绝对是阳泉境内最早的碑刻之一，据今1500多年了。在光绪版《山右石刻丛编》第一卷中，此碑名列第十二位，可见此碑也是全山西境内所见较早的碑刻之一。在丛编中我见到了此碑文，文后编者“按：《平定州志·东魏》，关宝显墓在州北千亩坪，有武定八年《纪德碑》云：石艾人，冀州刺史。字迹剥落，不可辨认。”是啊，从公元550年到现在，风雨剥蚀一千多年，到清朝光绪年间已不好辨认，自是情理之中。
然而，1915年12月5日下午，鲁迅在北京琉璃厂古玩市场上，购得一枚《关胜诵德碑》拓片，之后亲手将碑文抄录下来，这些都收录在了《鲁迅大全集23学术编·鲁迅辑校石刻手稿碑铭（中）》之中。此拓片，正是来自山西阳泉千亩坪关宝显墓碑所拓。对照鲁迅所抄录之碑文内容，《关胜诵德碑》记载道：“三都东南八里千亩坪”，“东南囗囗土囗囗囗囗谷，地势东顷，东带长望，西界堑邢，北略三交，南诣荫营，其中坺壤……”公元550年的这块碑上，赫然写着“三都”“荫营”“三交”（郊）“千亩坪”这几个地名，而且还可以辨认，这与一千五百年之后千亩坪村及其周围村庄地望的今天面貌丝毫不差。而这“其中坺壤”，不就是千亩坪上的千亩沃壤吗？这地理位置何其明确啊！
其实，在离千亩坪不远的关家峪村，还立着一通元朝左丞相吕思诚所撰写的《关氏世系碣》碑，此碑文收录在光绪版《山右石刻丛编》第三十三卷中。从碑文中，也可清晰地看到“平定南窑关”“三都”“千亩坪”等地名，并提到“冀州刺史关胜”“墓于千亩坪，魏武定八年碑也”。可见，这块碑元朝中书左丞吕思诚也是见过的。虽然是距吕左丞已八百余年的石碑了，但我相信他看到的碑文要清晰的多，最主要的是八百年后的吕左丞又一次证明了公元550年的《关胜诵德碑》就坐落在千亩坪上！
一千五百多年前就存在的千亩坪，由来已久矣！
我几次到千亩坪寻找，几次在千亩坪的街头徘徊，还在千亩坪的制高点上望远深思。
现在的千亩坪，已经一分为二了，西为上千亩坪，东为下千亩坪，这是两个美丽的大村。
坐在新建未成的张飞庙山顶上，上下千亩坪一览无余。这真是一个平坦广阔的大村庄啊！
突然，一个念头从心底滋生蔓延，让我激动不已。如果隐去眼前的村落，隐去眼前的一切现代物件，这不就是让历史学家苦苦寻找了几千年的“千亩”吗？这平定古州万山之中的千亩平地，何其难得？这悠悠千古，风风雨雨三千年的千亩平地，竟然幻化成了一个村庄，而这两个紧密相连又背而分之的两个村，竟同时拥有着“千亩”之名，只是上下而分，这里就是千亩，这是三千二百年前的“千亩”！这是周武王的“帝籍千亩”，也是周天子的“籍田千亩”！到周宣王“不籍千亩”，导致历史上的两次“千亩之战”就都是发生在这里！这与西周王朝兴衰成败紧密相连的千亩、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千亩，竟然就在我眼前，这怎么可能？这怎么不可能？！
清华简《系年》第一章写道：“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这清华简《系年》是继西晋发现《竹书纪年》1700多年之后，又发现的秦代以前的完整史书，于2008年7月入藏清华大学。《系年》的发现，填补了许多先秦史的空白。感谢《系年》，让古老的“千亩”有了着落。
一个地方的地名，三千多年不变，而且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难道就不是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不是一种历史文化资源？这不应该！而《系年》，使阳泉千亩坪，在全中国具有了唯一性！
原来，这帝籍千亩，是周武王灭亡商王朝之后专门为监视商族，防止叛乱，治理天下，祭祀帝神的地方。原来我们读《史记》，一直以为“籍田千亩”，只是井田制当中天子祭祀土地、象征性地重农耕田的一种仪式，现在看来，绝没有那么简单。
井田制，是将九百亩土地平均分割成九块，由八户人家耕种，每户一百亩，那中间的百亩，就是公田，八家共同种好，将这百亩所得，全部上缴贡赋。《国语·周语上》说：“天子籍田千亩，诸侯百亩。”注释也说：“籍，借也，借民力以为之。”也就是说，这一千亩土地是周天子名下的土地，是“帝籍”，但是要借民力来给耕种。所以，每年春天，天子都要率文武百官来此籍田，举行仪式，以示重农亲民，以祈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然而，周武王设立“帝籍千亩”的初心，难道只是重农亲农吗？未必！
我们翻开《竹书纪年》，看看周朝创立之初的南征北战，也许更能体会到在此地设立籍田千亩的初衷本愿。
《竹书纪年》载：“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纣时稍大其邑，南距朝歌，北据邯郸及沙丘，皆为离宫别馆。”商汤建立商王朝的时候，最早定都在亳，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在尔后的三百年间，都城迁徙了五次。这主要是因为王族内部争夺，发生内乱，加之黄河下游水灾不断，导致商王朝混乱不堪。自盘庚迁殷之后，商族才最终安定下来，从此政局稳定，诸侯来朝，一个王朝才逐步强盛起来。殷，就在今天的河南安阳，在迁都殷之后的二百多年里，这里发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荣的都城，所以商朝又称之为殷商，今天的“殷墟”，足以证明那个王朝的伟大。只是到了商朝末年纣王时代，城邑范围稍微扩大了些，南面到朝歌，北边在邯郸与沙丘，而且，都建有离宫别馆。
可以这样说，到纣王受统治的时候，邯郸、沙丘的离宫别馆，就都是纣王时常居住并活动的地方，而邯郸、沙丘，也正在井陉古道的东南端，距离阳泉千亩坪也就二百余公里的路程。
再从周文王姬昌之父季历开始的一些政治活动来看，这些问题就更加一目了然。《竹书纪年》载：武乙“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珏，马八匹。”从岐山到殷都来朝，经过井陉古道是必然的。
《竹书纪年》接着连续记载道：“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历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这个翟王的翟字，读狄，其实也就是狄的意思，今天的太原市中心还有一个城中村，叫狄村，就是狄仁杰的故里，只是我们说不清季历这次征伐的西落鬼戎是不是狄仁杰那一支，但可以肯定他们是居住在山西中北部地区的北狄。《括地志》云：“并州盂县外城，俗名原仇山，亦名仇犹，戎翟之国也。”
“太乙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这燕京之戎，即是居住在山西宁武县境内管涔山的戎族。
“太丁四年，周人伐余吾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殷牧师。”而这余吾之戎，就分布在山西屯留西北、壶关东南一带。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克之。”这是西域戎族的一支。
太丁“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这次攻伐的仍然是一支西域戎族。
然后载：“文丁杀季历。”可以这么说，周文王父亲季历的一生，就是在山西境内讨伐各种戎狄的一生。然而，就是这么一位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干将，最终还是被商王文丁给杀了，为什么要杀？语焉不详。
只是季历死后，姬昌被立为西伯侯，后人称之为周文王。《史记·周本纪》说：姬昌“阴行善”，“笃仁，敬老，慈少，礼下贤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归之。”看来，周文王这种礼贤下士的精神，直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姬旦，都一脉相承。然后，周文王“伐犬戎”，“伐密须”。“败耆国”，是为“西伯戡黎”。然后又“伐邘”，“杀鄂侯”。“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商纣王的左膀右臂大臣三公被西伯侯杀得只剩下了自己。姬昌的这些征伐，竟全部是在今天的山西境内。
其实，文王父子的一生，就是在山西境内与商王朝的各种戎狄势力相征伐的一生。相对于周朝发迹的岐山来说，秦岭宝鸡距离殷商都城太遥远了，要想控制住中原地区的商族，扼不住要害，恐怕都无济于事。因为姬昌广得人心，终于遭到崇侯虎之流的陷害，商纣王囚文王于羑里，在今天的河南安阳汤阴县。如今的羑里城，已借助周文王的贤名，打造成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座国家监狱，以及风靡全球的《周易》发祥地。以“划地为牢”、“文王拘而演周易”的历史典故，着力塑造“逆境发愤”、“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羑里城终于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安阳市优秀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西伯侯姬昌被囚，总要营救。司马迁写道：“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通过宠臣费仲而献给了商纣王。再看商纣王的嘴脸，“纣大悦，说：‘此一物足以释西伯，况其多乎！’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当纣王以一个商贩的心理这样讨价还价的时候，帝国的天平大概早已倾斜，只是自己还以为逮了个大便宜。《史记》说姬昌是被救出来了，可种种迹象表明，姬昌不仅没有被救，而且还死于非命，并被商纣王摆上了祭坛。否则，我们对姬发战车上拉着自己父王的木主去灭商，就不可思议。
西伯侯即位五十年“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周武王姬发横空出世，历史将由其改写。
《竹书纪年》载：“纣王五年夏，筑南单之台。”
“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周武王率西夷诸侯伐殷，败之于牧野。”
“武王亲擒帝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它宣告了商王朝的灭亡和周王朝的崛起，这一年，是公元前1070年。然而，让我深感疑惑的是牧野之战是在朝歌之牧野，那“南单之台”就是人们所说臭名昭著的鹿台吗？我认为不是，这“南单之台”极有可能是在邯郸，或者说是在沙丘。沙丘是历史上著名的“困龙之地”，它不仅困住赵武灵王在此被活活饿死，而且也说是秦始皇的死亡之地，其实更传说是商纣王的葬身之地。沙丘在今天的河北广宗县，当地老百姓一直传言第一个被困而死的真龙，就是商纣王，只是年代久远，又没有出土文物佐证，只好任凭众说纷纭。否则，《史记》中赫赫有名的鹿台，不会在《竹书纪年》中就变成了“南单之台”，毕竟《竹书纪年》是魏国史书，比《史记》更早，更接近周代。我相信“南单之台”应该更接近井陉古道。而这井陉古道，显然是把控中原的咽喉要道。
非常诡异的一件事情是，唐国公李渊太原起兵，一举拿下长安，建立大唐王朝之后，武德三年，也就是620年，在今天的盂县建起了受州，领盂、乐平、石艾、受阳四县。六年移治受阳县，八年再移治石艾县塞鱼城。贞观八年，即634年废。而《元和郡县志》第十六卷载：“废受州城在县西北三十里，旧名塞鱼城，武德八年，因故迹筑，移受州治此，贞观八年废。”“贞观十一年，更名为寿阳。”这本书由唐李吉甫撰，是唐代的一部地理总志，对古代政区地理及沿革有比较系统的叙述，也简称为《元和志》。
这是不是很吊诡，如果古代塞鱼城就是废受州城，这意味着什么？受，就是商纣王的名字啊！难不成说这受州真与商纣王有联系？从古至今，名字为受的帝王只有商纣王一人，而塞鱼废受州城，自古以来独一无二。我怎么突然觉得那座“南单之台”与千亩坪近在咫尺呢？按照《封神演义》的说法，帝乙弥留之际，恳求大臣匡扶三子寿王登位。帝乙驾崩，子受登基，是为帝辛，后人称之为商纣王。要是按这个逻辑推下去，那商纣王在当王子时的封地就应该是寿州，否则，就不会称之为寿王。那么，寿阳就应该是最接近寿州的当然封地，可惜这是文学作品。
但是，要联系文献《元和志》的记载，那么，这个受州初始在盂县，三年以后移到受阳，又两年之后固定在石艾县的塞鱼故城，又过了九年，将此受州废掉。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推断出唐朝受州政区的立废之举，绝对是对历史的某种再现，甚至我敢断言，这受州就是商纣王最初的封地，领域包括现在的阳泉市与寿阳县，治所就在塞鱼故城。今天，我们把塞鱼改成了赛鱼，赛鱼到千亩坪也不到30公里，中间只隔着一座刘备山，是山东北与山西南的关系，赛鱼也是平定古州井陉古道通往寿阳、太原的必经之地。那么，这千亩坪的“籍田千亩”，正处于井陉咽喉要路之喉结之处，何其要哉！更是处在商纣王当年苦心经营的封地心脏部位，岂止是要命啊！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武王灭商，拉开了八百年周王朝序幕。一个王朝的确立，当务之急是什么？巩固政权啊！巩固政权的第一要务是什么？***一切***，让人民安居乐业。简单说，就是维稳！维稳的第一步就是分封、就是******。
周武王根据当时人们“灭国不绝祀”的原则，保留了殷人的祭祀。周武王把纣的儿子武庚封在殷商故地。武王又安排自己的弟弟管叔、蔡叔、霍叔驻守在殷都周围的卫、鄘、邶三国，监督殷商遗民以防其造反，史称“三监”。《史记》载：“武王追思先圣王”，于是，封神农之后于焦，在陕西；黄帝之后于祝，在东海郡；帝尧之后于蓟，在北京；帝舜之后于陈，河南淮阳；大禹之后于杞，河南杞县。封功臣谋士，姜子牙首封营丘，为齐；弟周公旦于曲阜，为鲁；召公奭于燕；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
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武王才在平定古州万山丛中辟出这么一块千亩之地，把这里作为天子的“籍田千亩”，每年来这里举行仪式，祭祀上帝天神，最主要的是“克反商邑，敷政天下”。那么，这个位置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钘山之隧”是周穆王周行天下的时候所经之周道，“觞天子于盘石之上”的盘石关，就和千亩坪一样，都在古州平定境内，只是一个在州东，一个在州北，相距不超过25公里。由此可见，是这条重要的古道把周武王吸引了过来。是的，要想征服商王朝，不占据这条古道，是难以取胜的。因为这是太行八陉当中，战车可以出入的唯一通道，是进攻中原的最佳通道，占据了这条通道，进可攻，退可守，居高临下，可鸟瞰中原。也正是这条古道，也正是这个位置，才可以更有效地汇集四面八方的诸侯，迅速积聚在这里，举行籍田仪式，让四面八方的商朝遗民感受到周王的文治武功，以及礼仪之邦的顶级文明。
还是这条古道，又是周王朝重要物资的捷径通道。当赵武灵王真正拥有这条通道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代马戎犬昆山玉”这些强国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经此道汇入中原与三晋三秦大地，这是比丝绸之路要更加古老的“玉马之道”。在当时，要想越过黄河天险，出入古道经雁门关，河套地区，进入大漠，这是最佳选择。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骑在马背上的强悍民族，也是沿着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路线奔腾而来，而他们的到来，不仅仅是文明的碰撞，更是血肉的融合。井陉古道，绝对就是这条“玉马之道”的咽喉所在。
武王崩，成王姬诵尚未成年，周公摄政。果然，武庚蠢蠢欲动，随即三监叛乱。这样，小王子心有疑虑，三监更以为周公篡位，一时间商朝复辟暗流涌动，三监拥武庚公然叛乱，新生的周王朝政权遇到了严峻挑战。是创立《周礼》的周公，毅然东征，领兵平叛。经过三年艰苦卓绝的征战，终于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废霍叔为庶民，周公平定了“三监之乱”。周公“以微子开代殷后，国于宋。”将殷商余民集中在宋国，也就是今商丘一带。又封武王少弟封为卫康叔，封成王的弟弟叔虞为唐叔虞，后称为晋唐叔。周公行政七年，然后还政于成王。在周公、召公的共同辅佐之下，成王继续“迁殷遗民”，“东伐淮夷”，“既伐东夷”，“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息慎来贺”。成王崩，康王立，《史记·周本纪》写道：“故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是为成康盛世。
再看千亩坪村这千亩之地，平平展展，方方正正，并且显然是高出于四周的一个大平台。周武王命名的这个“千亩”，达到了维稳安定的目的，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促进了多民族人民的进一步交流与融合，是一块名副其实的敷政之地、稳定之地、团结之地、兴盛之地，可谓周王朝建立之初的国之重器。籍田千亩，也是吉田千亩，更是吉祥千亩啊！籍田千亩，是周王朝“敷政天下”第一地，更是华夏稳定第一地！后来的历史发展，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河朔千亩，同心同德吉祥地
从周文王父子在山西这块土地上与戎狄一生征战的经历来看，他们对山西这块土地再熟悉不过了。西伯侯苦心经营四十年，天下三分已有其二，山西当然地成为西周灭商的主要根据地。《史记·齐太公世家》说：“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太公，就是姜子牙。姜子牙辅佐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直至周成王时去世，高寿139岁。
去过山西省博物馆参观的人，应该都见过那件国宝级文物“龙纹兕觥”，那是1959年在山西石楼县义牒镇桃花庄出土的考古文物，古墓一共出土了53件商周青铜器，其中编钟一套13件、大鼎7个和零散青铜器33件。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专家推断这是一座商代晚期大墓。据介绍，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龙纹兕觥”，就是姜太公送给老岳父的礼物。一位研究商周历史的专家向人们讲述了关于姜子牙“龙纹兕觥”的故事：
据说，姜子牙投奔周文王之后，有一次，两人商量讨伐商纣王的事情。吃饭的时间到了，姜子牙就在家中摆宴接待文王。酒菜呈上来之后，文王被一只造型独特的酒器所吸引。只见这件酒器状如小舟，身长数尺，背上盖着一只弧形长盖，盖面的中央是一个蘑菇状的小钮，腹部两侧还雕刻着神秘的花纹，两侧各有一对贯耳，正好用绳子将其悬挂在酒席中央。翘起的首端被塑造成龙的模样，高傲的姿态中充满威严，只需轻轻抬起它的尾部，美酒就从这微微张开的龙口中流出……
面对这件好似蛟龙的酒器，周文王喜欢的不得了，就问姜子牙从哪里得到的这件宝贝。没想到姜子牙却找各种借口不说，周文王很不高兴，要起身离开。迫不得已，姜子牙才道出其中的原委。由于商纣王发明了一种酷刑，将活人推进鳄鱼坑受尽折磨，苦痛不堪言说，而纣王竟以此取乐，天下人敢怒不敢言。桃花女的父亲是一位隐士，姜子牙就作法制作了这件酒器来诅咒残暴的商纣王，同时作为礼品送给老岳父喝酒解闷，并借此为天下百姓祈福。
周文王听了，大为高兴，表示绝不夺人所爱。后来，姜子牙的岳父去世后，其将这件宝物随葬在了墓中。
三千年后的我们，能在龙城太原见到“龙纹兕觥”，真是三生有幸啊！这个“龙纹兕觥”上，全身布满了华丽纹饰和图案，线条流畅而优美。盖子上面描绘着逶迤腾挪的龙身，与龙头巧妙地融为一体；空隙间遍布旋涡纹和云纹；两侧雕饰的是夔龙纹，更让人称奇的是上面竟然出现了鼍纹。鼍纹，就是鳄鱼纹的古称，具体指代为扬子鳄，是长江流域的保护动物，现在的黄河区域并无野生。器型上的鼍纹头向和龙头相反，两两对称，颇具力量感和动感，它的比例精当，描绘也准确，这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上还是第一次。
据史料记载和墓中出土的国宝“龙纹兕觥”，考古专家鉴定，这个墓的主人就是姜子牙的岳父！姜子牙的夫人桃花女，就是石楼县桃花庄村人。姜子牙是炎帝神农氏后裔，炎帝是姜氏始祖。姜子牙，姓姜，名牙，也称吕尚，其先祖曾任四岳之官，辅佐大禹治水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吕尚，及其后也。历史上有吕州，在唐朝李泰编纂的《括地志·吕州》中明确表述为：“吕州，霍邑县，汉彘县也，后汉改曰永安，隋改曰霍邑，本春秋时霍伯国也。按唐吕州，武德元年置，领霍邑、赵城、汾西、灵石四县，贞观十七年废吕州。”从《括地志》的记载中，我们基本准确了当初吕州的范围。而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记载：“霍邑废县，隋开皇中为汾州治，寻为吕州治，又改县为霍邑县。大业初州废。唐初亦为吕州治，州寻废，而霍邑不改。”“吕城，州西三里。故吕乡，晋吕甥邑也。今有吕陂，在州西南十里，亦以吕甥名。隋因置吕州，亦曰吕州城。唐武德二年世民破刘武周将寻相于吕州，即此。”晋国始祖唐叔虞是邑姜的儿子，邑姜是姜子牙的闺女，那么，唐叔虞及其后代们，当然就是吕尚的外甥了。而“以吕甥名”，这历史上的吕甥，就说明这个地方与姜子牙及其家族的领地是有渊源的。
西汉史学家刘向所著《列仙传》说：“吕尚者，冀州人也。……至武王伐纣，尝作阴谋百余篇。”《史记·齐太公世家》开篇也写道：“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於吕，或封於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曰吕尚。”《毛诗正义·卷十八》孔颖达在注疏《崧高》之诗时也谈到：“当尧之时，有姜氏者，为四方王官之伯，掌此四岳之祭祀，述其岳下诸侯之职，德当岳神之意，故此岳降神，助其子孙，使之历代有国。”这就非常明确了，姜子牙，即吕尚的先祖曾经是四岳之一辅佐大禹治水有功，本是炎帝后裔，所以姓姜，被分封在吕国，所以从其封地名，而又姓吕，这才又称之为吕尚。而从晋国的梁山来看，与黄河自北向南相依相伴，被称之为“吕梁山”，说明其先祖一直就是四岳之一之梁山的负责人，也说明至少在尧帝时代，山西的梁山还是西岳。正因为这样，所以人们也就将梁山冠之以吕姓，于是，才沿袭为我们今天的“吕梁山”。
当武王灭商建立周朝后，把姜子牙分封在了齐国，于是，姜子牙又把梁山带到了山东作为吕氏家族的地标徽号，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而如今，在吕梁山中部、黄河乾坤湾所在石楼县，至今仍有“太公祠”遗迹，现在又发现了姜子牙岳父所居地，吕梁山，绝不是空穴来风。那么，姜子牙与桃花女所生的女儿邑姜，当然就与山西石楼有密切关系。邑姜是周武王姬发的王后。去过太原晋祠的人都知道，正殿里面所供奉的圣母娘娘就是邑姜，她是“桐叶封弟”周成王姬诵和唐叔虞的母亲。这样看来，姜子牙是山西吕梁人，应该是不会错的，石楼县发现的古墓是姜子牙老岳父的，而姜子牙是周武王姬发的老岳父。
周武王尊称姜子牙为“师尚父”，刘向《别录》说：“师之，尚之，父之，故曰‘师尚父’。父亦男子之美号也。”其实，在武王伐商之前，姜子牙就辅佐周武王搞过一次伐商演习，那就是著名的“八百诸侯会孟津”。《史记·齐太公世家》载：“文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业，东伐以观诸侯集否。师行，师尚父左杖黄钺，右把白旄以誓，曰：‘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遂至盟津。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诸侯皆曰：‘纣可伐也。’武王曰：‘未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
这既是一次民心测试，更是一次战前动员与演习。从《尚书·牧誓》“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等参与誓师的人员来看，证实了来自“三分天下有其二”的西方盟军，显然是后来牧野之战的主力大军。我更感兴趣的是“还师，与太公作此《太誓》”，这也充分证明了一点，最初的文献典籍《尚书》，大概就出自姜子牙吕尚之手，所以才被称之为《尚书》。
姜子牙辅佐武王伐纣建立了周朝，是齐国的缔造者，是武王克纣的首席智囊、军事统帅与周朝的开国元勋之一，是齐文化的创始人，亦是中国古代一位影响久远的杰出韬略家、军事家与政治家，著有《六韬》。历代典籍都公认他的历史地位，儒、法、兵、纵横等诸子百家皆追他为本家人物，被尊为“百家宗师”。就连山西人最喜欢喝的“酸汤”，也被冠之以“姜水”，说不定还真与姜子牙有渊源。
姜子牙来过千亩坪吗？肯定来过，这里曾经是武王伐商的河朔根据地，千亩之地，是武王起兵的吉地，所以才被命名为“籍田”。
周武王在《尚书·泰誓中》说：“受有亿兆夷人，离心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在周武王看来，周朝之所以能够夺取天下，并最终坐稳江山，既是商纣王尽失民心众叛亲离的结果，更是与这十位平乱能臣齐心协力的辅佐分不开。这十个人分别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毕公、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邑姜。这其中的太公望就是姜子牙，邑姜就是姜子牙的女儿。十大元帅，姜家占其二，可谓功高至伟啊。
周武王当年推翻商王朝的作战部署，应该是兵分两路。一路是八百诸侯会孟津，这之前都演习过一次，效果不错。一路就是周武王亲自率领的“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吕氏春秋·简选》）的特种兵，这是实施斩首行动的突袭部队，而这支部队并没有去孟津集结，而是进入了山西腹地。为什么这样肯定呢？司马迁记录过一段“叩马而谏”的故事，让我们看出来端倪。《史记·伯夷列传》载：“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者。’扶而去之。”伯夷、叔齐本是商朝孤竹国君的两个儿子，其父欲立叔齐继位。到其父卒，叔齐让于伯夷，而伯夷不违父命，于是就逃跑了。叔齐一看老大伯夷逃走了，自己是老小，也不愿继位，于是就也逃跑了。孤竹国人只好立中子继位。伯夷、叔齐听闻西伯昌善待耆老，于是，就想去投奔周文王姬昌。
然而，在半路上，他们就听说西伯昌被商纣王杀害了。不仅杀害，大概是连尸首也没有留下。这不来报仇的周武王姬发，竟然在自己的指挥车上就载着周文王姬昌的木主，要东伐商纣王去。正好在路上就遇到了伯夷、叔齐兄弟二人，牵住马缰，向武王姬发进谏说：“父亲去世你不打发安葬，而是大动干戈，这就是你们周国所说是孝吗？身为臣子，却要起兵弑君，这就是你们周国所讲得仁吗？”左右将士不明就里，就想收拾这两个人。而姜子牙姜太公说：这是道义高人，放过他们吧。于是，伯夷、叔齐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而是就近隐居首阳山。当武王灭商之后，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却以此为耻辱，“义不食周粟”，直至饿死首阳山。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雷首山》：“一名中条山，在平阳府蒲州东南十五里，首起蒲州，尾接太行，南跨芮城、平陆，北连解州、安邑及临晋、夏县、闻喜之境……延长数百里，随州郡而异名，一名中条山，一名首阳山，又有蒲山、历山、薄山、襄山、甘枣山、渠潴山、独头山、陑山、吴山之名。”由此可见，周武王的特种部队确实是进入了山西，直至来的阳泉境内荫营、千亩坪一带，才停留下来。
四川有位学者何焱林根据万年历精确推算出武王灭商的每个时间点：
周武王伐纣日期为农历辛未年庚寅月壬辰日，夏历正月初二。也就是公元前1070年2月23日，伐纣大军出发。
第二天，也就是初三癸巳日，即2月24日，周武王的特种部队自周出发，于征伐商。
农历辛未年庚寅月戊午，夏历一月二十八日，即3月21日，“王次于河朔。”周武王的部队在河朔驻扎了几天？一个“次”字，告诉我们至少三天，何以见得？《左传·庄公三年》有这样的记载：“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这说得很清楚，古人把住两晚上称之为“信宿”，超过两晚上，就称之为“次”。而同一天，从西而来的各路诸侯大军，也全部集结在了黄河北岸，“群后以师毕会”。（《尚书·泰誓》中语）
农历辛未年辛卯月甲子，夏历二月初四，即3月27日，战于牧野，一战克商。“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吕氏春秋·简选》）
老先生的推算，得出来一个结论，那就是证明了《尚书》独有之古文篇目《泰誓》上、中、下三篇及《武成》所提供之时间准确无误，从而证明《尚书》古文独有之二十五篇不是伪作，所谓汉烈宗刘聪攻破洛阳，致今、古文《尚书》扫地无余，及梅赜献书，史传无征，纯属传说，不足为信。
而《尚书》之《泰誓》、《牧誓》、《武成》、《洛诰》所示时间节点，与万年历如此密合，除当时即录，后世追述，尤其在无编年史时期，不可能如此精准，故此诸篇之原始文件，必出姜子牙之手，后藏为西周早期史官档案。否则，承载着中华民族文明源头的文献巨著《尚书》，就凭一些虚妄学者的所谓断言，就批为伪书，这大概也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我相信老先生的推算，我也认同老先生的结论，我更维护《尚书》的历史地位与权威，否则，三千年前的这一段历史，将一片黑暗。
那么，我就格外关注《尚书·泰誓》中篇的记录。公元前1070年3月21日，“王次于河朔。”这一天，周武王的特种部队驻扎在河朔。这河朔在什么地方？史书注释，五花八门。有说黄河北岸的，有说包头一带的，还有说河北中、北部的。平定县柏井村淮阴寨有一通《唐宋柱石题名》柱中书：“天宝十五年六月，郭子仪、李光弼引兵，从此入井陉，定河朔。”非常明确，这河朔是今天的正定无疑。《旧唐书·裴度传》写道：长庆“二年三月，度至京师。既见，先叙克融、廷凑暴乱河朔，受命讨贼。”此河朔之乱，即是指唐朝安史之乱后发生在正定的王廷凑“河朔暴乱”，也说明河朔在历史上就是指包括今娘子关所在平定县的正定地区。同样的事件，光绪版《平定州志·兵事》记载：“长庆初，河朔之乱，裴晋公驻兵承天军。”光绪版《平定州志补·诗》中，“冠山院长历城李兆勖《承天山访古诗十首》之《唐裴晋公韩文公题名》”有“晋公昔讨河朔贼，昌黎继抚镇州乱”这样的诗句，也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而清代《嘉庆重修一统志》在描述上党地理位置的时候，也说到了河朔：“上党四塞之固，东带三关，据天下肩脊，当河朔咽喉，肘京洛而履蒲津，倚太原而跨河朔，太行瞰其面，并门负其背。”这显然是把井陉古道称之为“河朔咽喉”。
清代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有这样明确的论述：真定“府控太行之险，绝河北之要，西顾则太原动摇，北出则范阳震慑。若夫历清河，下平原，逾白马，道梁宋，如建瓴水于高屋，骋驷马于中逵也。盖其地表带山河，控压雄远。”寥寥数语，真定据南北通衢，扼冀晋、控中原的战略要地形势表露无遗。正因为如此，“河北有事，滹沱、井陉间，马迹殆将遍焉”，真定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因为井陉古道的重要，历史上的平定长时间归常山真定管辖，从赵简子开始，到韩信下赵，从唐朝平安史之乱、河朔之乱，到宋朝下河东统一中原，井陉古道将真定与平定这块土地，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从来都不曾分割。《平定州志·與地沿革》载：平定，“战国时三卿分晋，属赵。”“东汉属常山国。”“宋太祖征河东首下之，置平定军，属镇州。”可见，历史上的平定，很长时间都与正定为一体。
可以这样说，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唐宋大一统后的历朝历代，在诸侯争霸、群雄并起、金戈铁马的岁月里，谁占据了真定（包括平定），谁就占据了先机。正如宋代龙图阁学士、翰林学士承旨宋祁所说：“河朔天下根本，而真定又河朔之根本。其地河漕易通，商贾四集，屯田潴水，限隔敌骑，进战退守，绰然有余，故常倚为北面之重。”由此可见，河朔就是井陉古道所连接的真定平定这块战略要地，真定是河朔根本，而井陉古道是河朔之咽喉。
那么，这河朔之河，就是桃河之河，是绵河之河；河朔之朔，就是桃河之北，绵河之北。而在桃河、绵河之北，能与周武王伐商有文献记载的唯一重合，只有阳泉郊区千亩坪之“千亩”与其丝毫不差，这里也正处在井陉古道咽喉之地。这难道不是确凿无疑的结论？！“王次于河朔”，翻译过来就是“周武王大军驻扎在河朔千亩之地”，不是驻扎了一晚上，而是驻扎了两三天，这就是结论。
因为那“敷政天下”的“千亩帝籍”是周武王相中的，是周武王亲自命名的，周武王没来过这里，没亲自踏上过千亩之地，怎么可能把这块吉田宝地当成自己的“千亩籍田”呢？
既然“王次于河朔”，井陉之道就在河朔，而周武王命名的“千亩”也在河朔，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判定，周武王的铁甲雄师，就驻扎在今天的千亩坪一带。千亩坪南的古村荫营，就应该是周武王伐商大军将士们的军营。以及三都，三郊，三泉，这些地方水源充足，给养丰富，是天然的后勤补给之地。河朔千亩，这里进可攻，退可守，是周武王伐商当然的最佳根据地，可以说，这里是周王朝的摇篮。
完全可以想象，公元前1070年3月21日，那是一个春天，在今天的千亩坪上，周武王站在高处，下边站着姜子牙、周公旦等，也站着自己的夫人邑姜，三千虎贲军与三百辆简车，整齐列队。在这里，周武王姬发又一次向他的将士们发出了战前动员，“呜呼！西土有众，咸听朕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百姓有过，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我武维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我伐用张，于汤有光。勖哉夫子！罔或无畏，宁执非敌。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呜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尚书·泰誓》中语）那铮铮誓言，既是讨伐无道昏君的正义之声，更是凝聚人心同仇敌忾的必胜信念。站在古老的千亩坪上，我们仿佛都能听见那响彻云霄的战地怒潮。
也正是在这一次誓师中，成就了直到今天我们还非常喜欢使用的那个成语：“同心同德”。千亩坪，是成语“同心同德”的发源地。
这样，武王伐纣，是“次河朔”，入井陉，然后直奔“南单之台”。
出发的时候，桃花女和邑姜亲自送姜子牙和姬发来到漾泉五渡河边，桃花女拉着姜子牙的手，是一千个不情愿，一万个不舍得。她说：老头子，你们要是失败了，我和女儿也不活了，就从这里一头栽进河里去。
姜子牙哈哈大笑道：桃花女要是跳到这河里，那不就成桃花河了？你们放心，我们一定能够成功。你记住，当我们取得胜利的时候，这里将桃花盛开，到那时，这河才是名副其实的一条桃花河。老婆子，你和女儿就等我们的好消息吧！
姜子牙和姬发与大军出发了。
于是，桃花女与邑姜就在这河边天天等着……
与此同时，商朝殷都朝歌的周围，甲士四万五千人也已集结完毕，严阵以待。
周武王姬发的队伍，乘着夜幕发起的夜袭战，神不知，鬼不觉，摸到了商纣王受的寝宫。古本《竹书纪年》写道：“武王亲禽帝受于南单之台，遂分天之明。”这说明在南单之台，连商纣王自己都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被周武王姬发擒住了，也就在这时，天色才刚好蒙蒙亮。
失去最高统帅的70万商军，被周军如雷贯耳的呐喊声所惊醒，像无头苍蝇一样乱闯乱冲，前徒倒戈的商军，简直乱成了一锅粥，自相残杀，血流漂杵。正在这混乱不堪之际，周武王的三百辆简车与三千虎贲军押着商纣王受来到了鹿台，顿时整个战场安静了下来。
只见商纣王“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然后“周武王遂斩纣头，悬之太白旗。”（《史记·殷本纪》语）这是公元前1070年3月27日发生的牧野之战，短短一天，战斗就结束了。
吕不韦编撰的《吕氏春秋·古乐》中这样写到：“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於牧野。”这就完全证明了周武王灭商，确实是在“六师未至”的情况下，靠特种部队“锐兵”实施了一次漂亮的斩首行动。
也就在那一天，邑姜在五渡河北岸等着，桃花女在五渡河南岸望着，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只见百里河岸，桃花盛开，百里桃花，落英缤纷，鸟语花香，美不胜收。这里的坡，是桃坡，桃叶坡；这里的沟，是桃林沟，桃花沟；这里成了桃花盛开的海洋。
胜利了——邑姜向母亲喊着。
胜利了——桃花女向女儿喊着。
从此，这条母亲河就被亲切地称之为桃花河，简称桃河。邑姜望夫的地方，就被称之为王垅。而桃花女望夫的地方，则尊称之为王母垴。
尘埃落定，周武王姬发则非常感念河朔千亩，千亩之地，吉祥如意。于是，周武王就将这万山丛中的这块平地，命名为“千亩”，并封之为帝籍，成为属于周天子自己亲自耕种并维护的一块吉地。
以前我不明白，平定这地方怎么就不分封呢？难道是“名山大泽不以封”（《礼记·王制》语）吗？可咱这地方是名山大泽吗？盂县有仇犹国，昔阳有肥子国，井陉有鲜虞国，后来还有中山国，虽然这些小国的命运都不好，可毕竟还是有所分封啊。现在我明白了，原来古老的石艾这块土地，因为有周武王命名的“千亩”之地在，所以，这里包括那条极其重要的井陉古道，都是直属的，是直隶的，是直辖的。这“千亩之地”，本就是周王朝周天子直管的一个特区！
王耕一坺，千亩帝籍成国礼
籍田千亩，是周王朝春天的大礼。一年之计在于春，在这万物复苏的时候，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祭祀庆典，既是对五谷丰登的期盼，更是对那个春天、在桃花盛开的季节打败商纣王，建立周王朝的一种隆重纪念。
《礼记·月令》记载了天子行“籍礼”的要求与盛况，说：“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路，驾仓龙，载青旂，衣青衣，服仓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这是一支多么富有画面感的迎春队伍啊！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又一九，犁牛遍地走。人们行进在浩荡的春风里，我们甚至能想象到那时候桃河两岸的盛况。河水解冻了，虫鸟也多起来了。为准备籍礼的人们忙碌着，砸冰块，捕祭鱼。这时，周天子的鸾队映入人们的眼帘，周道如砥，鸾驾逶迤。青色的旗帜飘舞，青色的裙裾迤逦，苍龙骏马迪迪，环佩仓玉铮铮，那仪仗队伍好不优雅，绵延蜿蜒，给肃静了一个冬天的桃河峡谷，平添了一抹靓丽的春色。千亩，就在眼前。
周天子究竟是如何一年一度修籍田之礼的？史料记载虽不充分，但还是有迹可寻，大致可觅端倪。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虢文公谏周宣王的一段话，从中我们更加详细地知道了周代“修籍千亩”是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而且每一步骤都有着特定而深刻的含义。
为什么要行籍田之礼呢？因为周王朝是以农立国的，农耕是周王朝的命脉。所以，虢文公首先就给周宣王讲：“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庬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就是说农耕是民生大事，供奉上帝的祭品出于农耕，民众生息繁衍生于农耕，国事财政供给依靠农耕，有了农耕，和谐协调、凝聚亲睦的风尚才可能兴盛，有了农耕，财用增长才有可靠的保障，搞好农耕，敦厚淳朴忠诚不移的民风才能养成。所以，周人始祖弃，也就是尧时代负责农耕的后稷，自古就充任天官。正因为农耕如此重要，所以，周天子必须每年在春耕时节举行“修籍千亩”的农耕仪式。
提前九天行“告礼”。古时候，要由太史官顺应时令察看土地情况，阳气上升，土气发动，春天来了。每年在立春的前九天，由太史官把天气和土壤的变化情况报告给农官稷说：“从今天到立春阳气都已升腾，肥沃的土地已经开始萌动，此时如果土地得不到翻动与输泄，那么土地气脉就会郁结不出，满塞成灾，谷物就不会生长了。”然后，由农官稷向天子汇报，说：“距今九日，土其俱动，王其祗祓，监农不易”。就是说再过九天就是立春了，土地气脉也已发动，到时候请陛下恭行祓仪，以督促农务不致荒废。于是，天子派司徒通告公卿、百官和农夫百姓，做好行礼的准备。命司空在籍田上修治祭坛，并命令农大夫准备好农具。这种太史告稷，稷告天子，天子告百官百姓以至天下的行告程序，就是籍田仪式的前期准备工作。
斋戒三日行“飨礼”。虢文公说：“先时五日，瞽告有协风至，王即斋宫，百官御事，各即其斋三日。王乃淳濯飨醴，及期，郁人荐鬯，牺人荐醴，王裸鬯，飨醴乃行，百吏、庶民毕从。”就是说开耕前五天，由盲人乐太师禀报有当令的和风吹来，天子于是莅临斋宫，百官治事人员各自住进自己的斋宫斋戒三日。天子还要沐浴饮甜酒。到了籍田那天，由官员郁人进献香酒，并陈列在祭坛上，由牺人进献甜酒，并陈列在祭坛上，天子于是以香酒洒在地上祭神，再用甜酒洒在地上祭神，飨礼结束。然后，天子走近籍田千亩，众卿百官、农夫百姓也都跟随在天子身后，贵贱长幼，秩序井然。
王耕一坺成“籍礼”。这也是天子“躬耕帝籍”的主要环节。虢文公说：“及籍，后稷监之，膳夫、农正陈籍礼，太史赞王，王敬从之。王耕一坺，班三之，庶民终于千亩。其后稷省功，太史监之；司徒省民，太师监之。”到籍田典礼正式开始的时候，农官后稷充当监礼人，膳夫、农正负责安排布置籍礼，太史在前面引导，天子恭敬地跟在后面。天子耕一坺，公耕三坺，卿九坺，大夫二十七坺，百官按爵位次序依次耕坺，直到庶民全部耕完整片千亩籍田为止。同时，由农官后稷负责检查质量，太师负责督察；司徒检查民众的耕土，由太师负责督察。在严加监督和检查合格之后，籍礼终了。
终于千亩行“宴礼”。耕完千亩籍田之后，“毕，宰夫陈飨，膳宰监之。膳夫赞王，王歆太牢，班尝之，庶人终食。”这时候，宰夫将会把所有的祭品全部陈布出来，以设宴席，展开宴会，膳宰负责监察。膳夫前去引导，以便天子享用牛、羊、猪三牲太牢祭品，其主要礼节只是由天子先闻一闻三牲太牢的香味，然后公卿百官依次品尝一下滋味，最后由耕籍田的农夫们将太牢全部吃完。
唯农是务行“巡礼”。籍田仪式这一天，肯定还要举行一个动员总结表彰大会，以便对全天下的农耕工作有一个良好的导向作用。先是农官后稷会广泛动员全天下的百姓，要他们按时处理农事，共同致力农功，同时继续强调春耕播种不误农时的重要性。同时也告诫百姓，如果土地得不到充分耕种，那将由司寇来治罪。
然后，由天子发布命令。号召百官公卿要唯农是务，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干扰农事，千亩籍田上的官员以及百姓，要“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推而广之，也只有这样，我们的王朝才“征则有威，守则有财。”也只有这样，我们才有能力“媚于神而和于民”。虔诚地祭祀上帝，才有天神护佑；百姓安居乐业，才能政通人和。于是，天子命令随行的官员说：巡视天下的农耕去吧！农师为首批巡视官员，农正为第二批，后稷为第三批，司空为第四批，司徒为第五批，太保为第六批，太师为第七批，太史为第八批，宗伯为第九批，本王也要亲率公卿大夫前去巡视。我们不仅要履行亲耕仪式，日后除草和收获季节也要这样做。
于是，在籍田千亩仪式的带动下，各级官员分批不断地出动巡查，严厉监督庶人的耕作，全天下的农具都动用起来了，大家都勤奋地从事耕作，整治田界，天天拿着锄具，不错过农时。这样，国家的财物因此而不缺乏，百姓因此而和睦相处。
同时，在举行籍田仪式这一天，我们看到盲人乐太师也没有闲着，而是率领乐官们前去省察风气与土气。在千亩籍田的东南方，建造粮仓，将农作物集中收藏在里面，以便按时令分发种子，适时播种。
从虢文公讲得这个籍田仪式上，我们可以切实感受到当时这个典礼活动的规模之宏大，规格之高雅，人数之众多，礼仪之繁多，不愧是礼仪之邦啊！
《礼记·月令》对天子修籍田之礼是这么说的：“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籍）。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反，执爵于大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从这个记载来看，虢文公所言不虚，当就是籍田之每一步及其实况。千亩坪当时的热闹场面，你就是怎么形容与估计，都不过分。因为那是一个王朝的国礼，是一个王朝的庆典！
当我们看过这籍田之礼后，再回过头来看《关胜诵德碑》，那漫漶不清的字迹当中，竟然就这样描述“三都东南八里千亩坪”，“东南囗囗土囗囗囗囗谷，地势东顷，东带长望，西界堑邢，北略三交，南诣荫营，其中坺壤……”这还不够吗？这“其中坺壤”的“坺”字，竟然就是《国语·周语上》记载的“王耕一坺”的“坺”字，这难道只是一种巧合吗？我甚至认为在中国历史上，这个“坺”字就是王耕籍田的专用字。在周初，籍田千亩是唯一的，而古州千亩坪在全国也是唯一的，那么，《关胜诵德碑》所记载的“坺壤”，当就是“王耕一坺”的千亩籍田无疑。
按理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区区千亩土地，何以如此揪心呢？问题是插在商王朝心脏部位的这千亩之地，是一个象征，是一把尺子，更是一面镜子，其命运必将与周王朝的兴衰紧紧相连，此地观天下，此地关天下啊！当然，周武王在这块千亩帝籍上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岂止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更多的是民族团结，国泰民安，还有千秋万代，幸福安康吧？
所以，从周武王创立周朝开始，就立下了这样一个规矩，从此以后，周朝的每一位天子，每年都要在春天的时候，到这块“千亩帝籍”之上举行祭祀活动，风雨无阻，雷打不动。古州千亩坪这块土地上的迎春籍田仪式，是一个王朝的迎春仪式，也是一个王朝的农耕仪式，这将极大地促进中国农耕文明的充分发展。
《史记·鲁周公世家》中记载：“天降福祉，唐叔得禾，异母同颖，献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馈周公于东土，作《馈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作《嘉禾》。”从“异母同颖”的典故，我们能感受到唐叔虞的那份喜悦。当唐叔虞在山西地界上发现一颗庄稼竟然结出两个颗粒饱满的穗子来，他认为这是从天而降的福祉，所以赶忙将这个喜讯报告给天子哥哥周成王。周成王也非常高兴，并且欣然作了《馈禾》一诗，而且立即又将此喜讯传递给远在东方平定三监之乱的摄政王周公，周公捧着这颗禾苗，也认为是上天对周天子的一种嘉奖，于是，也愉快的写了一首《嘉禾》诗。可见，开国之初的周朝王公大臣们，对农耕是多么重视啊！
周天子“修籍千亩”“躬耕帝籍”仪式，是一个创举，后来就演变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籍田仪式，不仅皇帝亲自参加，各地方各级官员也要举行“籍礼”，这才有了遍布全国各地的“先农坛”。乾隆版《平定州志·坛庙》载：平定“先农坛，在东郭外关帝庙西，雍正五年知州青阿立建。雍正十二年，知州郭一裕修。乾隆三十三年重修，籍田四亩九分。”“乐平先农坛，籍田四亩九分。”“盂县先农坛在县治东里许，籍田并庙基五亩。”不一而足，可见各地方的籍田仪式都是在自己的先农坛里举行，籍田规制也基本都是四亩九分。
我国原始社会末期，村社实行的土地制度是井田制。这些田地分“公田”和“私田”，属共同占有、耕作的田地称“公田”，其收入是用来支付祭祀、救济、尝新等公共费用的，也称“籍田”。“籍”就是借助之意，籍田也就成了借民力耕种的田；私田指分配给各户的份地，是按劳动力平均分配的，且有一定的年龄限制。《公羊传·宣公十五年》载：“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妻受田百亩，以养父母妻子，五口为一家……，多于五口名曰馀夫，馀夫以率受田二十五亩。……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也就是说，五口之家有田百亩，八家耕种八百亩，同时，要将八家所包围之中的一百亩公田耕种好，作为祭祀、救济、尝新等公共费用。受地形的限制，井田制在平原地区实行，山林沼泽地区不实行井田制。
《礼记·月令》载：“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每年春耕时，周王都要在自己的千亩籍田上举行籍礼，并把它作为一件大事，从立国后一直延续下来。之后，我国历代王朝的帝王，也基本都按照礼仪举行“籍礼”，以表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只是他们的籍田都已规范成先农坛的规定动作了。
那么，处于山谷地带的千亩籍田是如何运行的呢？我们不妨看看《诗经》里面的诗歌，也许就能明白一二。
在《诗经》里，就收录了两首周成王举行“王耕籍田”之礼时在宴会上所唱的乐歌，弥足珍贵。一首是《周颂·臣工》：“嗟嗟臣工！敬尔在公。王釐尔成，来咨来茹。嗟嗟保介！维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畲？於皇来牟，将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众人，庤乃钱镈，奄观铚艾。”这是周成王的告诫：群臣百官们，你们辛苦了！对你们谨慎而勤勉地为公家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君王我对你们当中那些做出巨大成绩的人，要进行赏赐和表彰奖励，在《周礼》成法实施过程中，你们有什么问题，就赶快来请示咨询。各位农官，你们也辛苦了！在这阳春三月春耕时令，你们有什么要求也说来听听？咱今年的生田熟田该如何轮种？啊，快把那颗粒饱满的大麦小麦种子呈上来吧，让我亲自交到农夫们的手上赶快去播种。光明正大、无所不能的上天啊，请赐给我们一个丰收的好年景吧。现在我命令所有在场的人们，拿起你们的锄头、铁铲和各种农具来，让我来看看咱们一起耕种的情景！
另一首是《周颂·噫嘻》：“噫嘻成王，既昭嘏尔。率时农夫，播厥百谷。骏发尔私，终三十里。亦服尔耕，十千维耦。”这是周成王对农夫们的动员令：啊，上天之子周成王，我已诚心祭上天。我率领农夫们来到我的千亩籍田，大家播种百谷都要争先。赶快把这周围三十里，也都开发成你们养家糊口的私田。也和在这千亩籍田上服务耕种一样，再开出十个千亩农田供你们耕种去并肩。
这就是说，替天子耕种千亩籍田的酬劳，就是在千亩附近方圆三十里的范围内，再开垦出十块千亩之地来，也就是一万亩土地，供两千户人家无偿耕种。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那时候的千亩周围，应该有居民一万来人，较大一些的村落应该就是三都、三郊、三泉、白泉、巨城等。
是啊，从周武王开始到周宣王继位为止，在古州千亩坺壤上，这样盛大的万人耕作劳动景象，一直持续了二百四十二年，这块千亩籍田，深深地影响了古州的变迁，也为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邦君三都，龙天气派难遮掩
从周武王建立周王朝开始，经过成康盛世，到周穆王继位时，籍田千亩的存在，已整整一百年了。周穆王来过古州平定，那是我们在《穆天子传》里看到的，“觞天子于盘石之上”，盘石古道上的盘石村，盘石关，以及“钘山西阿”马山村的“马齿岩寺”，都与穆天子及其“八骏马”有关。而当我们看到千亩坪有“千亩籍田”的时候，说周天子来过古州平定，就更不用大惊小怪了，因为从周王朝以农立国的礼仪之邦来看，足足有二百四十多年的时间，每年春天，周天子都要来千亩坪的千亩籍田之上，举行隆重的籍田之礼，以此推动整个周朝的农耕发展。二百四十多年间的每个春天，古州大地该是何等的热闹景象啊？！
礼失求诸野。古州大地无处不在的庙宇，还是能给我们以诸多启迪。
平定古州，最大的财富就是古道悠悠，古关林林，古庙巍巍，古村落绵绵不绝。以前我不理解古州何以有这么多古庙呢？是古道寂寞，祸福不测，脆弱的心灵需要随时随地的温暖与呵护，于是，古道边上药王庙、鹊王庙、三义庙、马王庙等等举不胜举？还是名门望族甚多，圣贤豪杰云集，所以，宗祠林立，庙宇庄严，以生生世世敬仰，岁岁年年流传，于是，大村小镇五花八门的庙宇不胜枚举？似乎也不尽然。
比如现如今郊区荫营镇周围的诸多庙宇，就一直困扰着我，不可思议。荫营有遇真观，林里有万岁寺、关王庙，三郊村有龙天庙，汉河沟四角山顶上有天子庙，柳沟村有六泉庙，白泉有双圣祠、祈报祠，千亩坪有龙天庙、张飞庙，三都有寿圣寺，瑞云观，五龙圣母庙，龙天土地庙，白羊墅有寿圣寺、龙王庙等等。还有许多巧合，也百思不得其解。比如千亩坪的周围，北有三郊，西北有三都，南有三泉。这些地方怎么都是和“三”有关啊？更加巧合的是在百里之遥的娘子关附近，也就是千亩坪的正东方，古州的东边，竟然就有一个村叫三星。这怎么可能呢？难道它们真的都与千亩坪的千亩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吗？在三都与三星村的中间，就赫然立着一座巨城。按照周礼，“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东郊留守，故言三也。”（《史记·集解》王肃语）直到有一天，我似乎恍然大悟。
水是龙脉，字是文脉，庙是血脉。只有回到三千年前的千亩坪，你才能理解今天的一切。当每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周天子率百官公卿前来这里举行“籍田之礼”，我们可以想象古老的周道上，车队绵延逶迤，那是何等的壮观啊。《礼记·月令》记载了天子行“籍礼”的要求与盛况，那是一支多么富有画面感的迎春队伍啊！只要你想一想那时的盛况，这么多官员的吃穿住行，后勤供应，安保武卫，车马行船，祭祀供品，礼乐庆典，无一不是充分酝酿、充分准备、充分熟练之后的结果啊。
我似乎能理解移穰村就得那么从容，白羊墅村就得那么庄严，桃河岸边的五渡平波，就得有北岸的王垅迎候，更得有南岸的王亩垴守候。一边叫王垅，一边叫王亩垴，这似乎不是巧合，难道是路标，抑或是一种暗示？沿着古道行至五渡平波，这一北一南的王垅王亩，就像桃河峡谷上两位指路的乡民，是不是告诉前来参加籍礼的人们，此去不远，就是千亩籍田啊？光绪版《平定州志·驿铺》说：“北路，自在城铺，由西路之腰铺沟十二里至桃坡铺，又二十里至千亩坪铺（铺兵两名），又二十五里，至盂县之牵牛铺出境。”这就是平定古州北路驿道的线路。从五渡，经桃坡，至千亩坪也就三十里，从千亩坪到三都，八里地。这条驿道的两边，应该都是些古老的村庄吧？
移穰村，是盘石古道上的大枢纽。据说在好长时间段内，人们根本理解不了这“移穰”二字的含义，甚而至于连这二字的发音也拿不准。直到明末清初傅山先生来此避居，才拍板定案称之为yi zhang。其实，我认为这个村名与千亩籍田有必然联系，既然“帝籍千亩”被后人称之为“其中坺壤”，那么，来参加籍田仪式的各路官员，来到桃河岸边的这个村庄时，略作停留小憩，就该移驾千亩坺壤了，于是，就把这里称之为“移穰”，只是阴差阳错，将“壤”写成了“穰”，将“穰”读成了“zhang”。而在移穰村向东北行走四公里的村就叫前壤，五公里的村就叫槐树壤，偏东北方向九公里的村就叫偏壤，是啊，这是去往娘子关的方向，与千亩方向正好相反，所以就叫偏壤。只不过是这三个村在历史变迁中，将“壤”字改成了“埌”字，有时又写成“琅”，而槐树壤村现在干脆叫成了“槐树梁”，显然是不知所云，才如此多变。
三泉，原是三川，这里有三个平地泉形成的三条小河。三郊，原是三条小河交汇之地，所以谓之三交，后来演变成三教，三郊。柳沟有六泉，那也是哗啦啦的流水啊。林里及其玉泉山，更是泉水集中之地，我甚至一直怀疑林里的玉泉山，本不叫玉泉山，而是叫俞泉山，只是宋朝平定军的军爷们顺水推舟，将本来的俞泉及其庙宇，天衣无缝地乾坤大转移，把关羽老家解州的玉泉山及其关羽塑像搬了进来，改头换面，成为了后来的关王庙，而他的前世却隐进了历史的岁月，只有关王庙对面的万岁寺清楚发生了什么，而万岁寺也固执地坚守着什么，只是他那高傲的龙天气派，还在让人费解着，直至俞泉的泉水干涸，失望甚至绝望地蔑视着麻木而势利的人们，任其曲解误解，直至有一天轰然坍塌，俞泉的最后一滴水，应该是红的。
曾经的三都西川，被人们称之为龙的家乡，水的世界，到处都有趵突泉平地喷涌。泉涌成湖，湖波荡漾，四季不息，蔚为壮观。西川泉流，汇涌成河，日夜歌唱，向东奔去，出村不远，在杨家井附近潜流匿迹，戛然消失，于是在老百姓的嘴上流传着西川大河只惠三都，不泽三郊的传言，世人千古称奇。想那三都，也是西周天子的邦都，是能掐会算的姜子牙也罢，还是料事如神的周公也罢，最终应是由周武王拍板定案，相中了千亩籍田与三都这块风水宝地的，爽朗的西川怎么会如此小家子气呢？不会的，泉流匿迹，不过是在千亩籍田之下默默润泽，心甘情愿地充当润物细无声的无名英雄去了。敬畏自然，就要怀揣一颗感恩之心，不为己有而沾沾自喜，也不为人无而幸灾乐祸。大自然的厚恩，就像娘子关的甘泉一样无私，普惠着每一个人，只有贪婪的人不知珍惜，才肆意挥霍罢了。当自己也最终失去的时候，欲哭无泪都没有人同情，仇恨的最后才发现，仇人都是自己人。
千亩籍田周围的泉水与井，村庄与树，青山与庙，还是告诉了我们许多。万岁寺，六泉庙，天子庙、寿圣寺、龙天土地庙，他们的建筑风格都不一般，规格很高，也很古老，看龙头与底座、梁柱，怎么可能是普通庙宇呢？怎么敢动不动就叫龙天、万岁、天子呢？今天的国道307复线穿过四方山的时候，为隧道仍然命名为“天子庙隧道”，只是山上的古庙早已无存。可在古代，如果不与天子有关，谁敢在这里建造“天子庙”呢？特别是林里万岁寺，那巨型石头柱础，是宝莲花青石底座，3.65米高的六根八棱砂石檐柱，4.35米高的四根墙柱，直径均为0.6米，还是极为少见的，如果你认为这些柱石与庙宇都同龄，恐怕不会那么简单。而这些庙宇，大多有极其罕见的巨石棱柱，一看就是一种风格，怎一个普通庙宇了得？
不过，三都这个古老的村名，还是能解读出许多让人惊讶的历史文化内涵。为什么是“三都”呢？这还得从舜帝说起，《史记·五帝本纪》载：“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大舜是咱们山西人，这就是说大舜在历山耕作，历山人就都能互相推让地界；大舜在雷泽捕鱼，雷泽的人就都能推让便于捕鱼的好位置；大舜在河岸边制做陶器，那里就完全没有次品了。结果，一年的功夫，他住的地方就成了一个村落，二年就成了一个小城镇，三年就变成了一个大都市。“三年成都”这个美好的传说应用到四川人身上，就有了成都，而应用在太行山上，就是三都，这都很美好。这就是华夏文明中，“三都”的缘起。再者说，周朝有宗周镐京，是为首都；成周洛阳陪都，是为二都；千亩帝籍，此为邦都，当然是为“三都”了。
如果单就“都”字来讲，也不得了。《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写道：“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就是说，凡是城邑，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的，就叫“都”，没有的叫“邑”。建造邑叫“筑”，建造都叫“城”。这说明能成为都的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宗庙和先君神主，莫非咱三都村的众多庙宇，都应该与周武王及其宗庙先君有关？《周礼·大宰》说：“以九赋敛财贿：一曰邦中之赋，二曰四郊之赋，三曰邦甸之赋，四曰家削之赋，五曰邦县之赋，六曰邦都之赋，七曰关市之赋，八曰山泽之赋，九曰币余之赋。”古人对这其中的“邦都”注释为“四郊去国百里，邦甸二百里，家削三百里，邦县四百里，邦都五百里。”而《周礼·大司徒》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注解为:“都鄙，王子弟公卿大夫采地，其界曰都。鄙，所居也。”都，在周代，就是“公之采地与王同母弟及王之庶子所食邑。”《太平御览·周郡部·卷一》说：“距国五百里为都。”这些还不够吗？不管怎么说，这都，绝对与西周天子有关。
那么，当周武王相中千亩坪“千亩籍田”的时候，时至今天人们还称之为“小江南”的三都，也就被选为距离王畿五百里之地的属于自己的“邦都”，这与《周礼》的记载完全吻合。那么，在此建造宗庙，树立先君神主，就再自然不过了。难怪三都村到现在还有气度非凡的十三座庙宇，恐怕都不是附庸风雅之作，而是起自西周的血脉之作。看看三都的寿圣寺、瑞云观，特别是气势非凡的五龙庙，绝对是皇家风范，帝国气派。既然邦都是“三都”，那么都外有郊，三郊也就顺理成章。郊外有里，林里也就自然而然。里就是邑，邑就是里，只不过邑与都的区别只是邑没有“宗庙和先君神主”罢了。里必有泉，三泉也就在情理之中。那么，荫营的军营，余积粮沟的粮仓，桑堰，落姑堰，以及周围一切有泉有河有水有树有道有村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个围绕“籍田千亩”而铺展开来的千亩画卷，这文章可是耐人寻味多了啊！
行文至此，书房里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电钻声。我赶紧起身去关窗户，初入伏的天气格外闷热，这两天阴雨，我正好打开窗户透些风进来，好将发烫的座椅背后稍微凉快些。我寻声觅去，忽然在我卧室的纱窗上面，是一只知了在尽情歌唱，我赶快拿起手机给知了立此存照，然后，那声音就停止了。知了，知了，这么高的楼房上你都能找见寻觅“籍田千亩”的我，难道冥冥之中，你是在告诉我什么知了了？我改变主意，不撵你了，你就继续唱吧……
知了这一唱，还真启发我。古州郊区，都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社火，迓鼓，面塑，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礼曲，以及祭祀的三牲，排场成一塌糊涂的供品……这些我都仿佛看到是三千年前这千亩籍田上传承下来的籍礼。我知道，什么都可以毁灭，唯有融化在骨子里与血液中的文脉，不可毁灭。小喇叭一吹，我们可以不知道它源于何时，出于何地，可那一腔炽热的情感就那么熟悉，就那么似曾相识，就那么妥帖舒坦，与这山水林田就那么融洽，这难道不是一种力量？风土人情，那是根脉，根脉不朽！
可惜能证明籍田千亩身份的实物证据，早已消失的无影无踪了。根据《平定州志》记载，千亩坪有一座龙天庙，三都村有龙天土地庙。为了寻找到龙天庙，我在千亩坪与鸡洼村之间往返徘徊，终于在被挖掘成绝壁孤崖的一座峰顶上，找到了那座龙天庙，两块清代的碑刻尚在，一样说不清来历的龙天庙，在这里竟然就一个字都不说供奉哪路神仙。不说，也就是说过了。
龙天庙，是山西独有的庙。龙天庙的分布，基本是在太原、阳泉、晋中与吕梁地区，即北纬37°——38°之间，这很特殊！而且，现在基本都说不清龙天庙里供奉的应该是哪一尊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在汾阳市粟家庄乡石塔村龙天庙，有一通清道光年间的《重修龙天庙碑记》说：“世敬龙天，乃后稷之神，教民稼穑之祖也。”这里供奉的是后稷之神，负责稼穑。在民国十八年《举修大殿碑记》中又说：“甚矣，名分有尊卑之别，位置定高下之宜，人事且然，而况将乃心以奉神明也哉！我村自昔有龙天大庙，所以奉祀后稷，追农事之所由来也。创建之初，远莫能考……”在汾阳市田屯镇龙天庙，光绪版《汾阳县志》记载的《重修龙天庙碑记》称：“顾龙天之神，前人辨之，究无确据，有称神为勾龙者，有称神为后稷者。”勾龙是共工的儿子，主要负责土地丈量。
而太原的龙天庙，有供奉刘恒的，还有供奉刘渊的，有供奉刘知远的，因为都是刘姓皇帝，所以，人们也把当地的龙天庙称之为刘王庙。而介休龙天庙供奉的是介休县令贾浑，竟然就是刘渊的死对头……不一而足，莫衷一是。我敢说，当有一天，人们在千亩坪或三都，把龙天庙解读清楚了，那么，全山西的龙天庙就真相大白了。因为有籍田千亩在这里，千亩就是龙天庙的根脉。龙天，龙天，难道不是真龙天子？如果单从字面推测，这龙，这天，更应该是周太王、周王季，周文王，或者就是周武王才对。不过，周人以后稷为自己的祖先，那么，龙天庙里供奉农神后稷，也是天经地义。
《史记·周本纪》载：“周后稷，名弃。……弃为儿时，屹如巨人之志。其游戏，好种树麻、菽，麻、菽美。及为成人，遂好耕农，相地之宜，宜谷者稼穑焉，民皆法则之。帝尧闻之，举弃为农师，天下得其利，有功。帝舜曰：‘弃，黎民始饥，尔后稷播时百谷。’封弃于邰，号曰后稷，别姓姬氏。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可见，周人把后稷视为始祖，后人把后稷视为神农，神农氏又被奉为炎帝，由此可见，这龙天庙绝对来历不凡。
就在千亩坪周围，也有许多龙天庙。三郊村龙天庙尚存，千亩坪村、鸡洼村龙天庙尚在，三都村、白泉村龙天庙已经易名，三泉村、冯家庄龙天庙已荡然无存。冯家庄的龙天庙，曾经规模很大，在林里万岁寺康熙丁卯《装修佛像碑记》中，有“冯家庄龙天庙僧人慧登，门徒通灵、通玉、同理”的记载，可见一斑。现在平定县的梨林头村有三官龙天神祠，史家山村也有龙天庙，有人统计，单单是平定古州，就曾有过五、六十座龙天庙。民国版《平定县志·疆域略》载：“千亩坪，县北四十里，东至龙天庙，西至大石坡。”这说明至少在民国时期，千亩坪的龙天庙还是村界东端的地标性建筑。而据徐本英撰文回忆说：他的外祖父王咸德是山西太谷人，民国十五年（1926年）从山西农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曾经在平定州荫营区，即龙天庙里区公所工作，是专搞农业技术的区长。可见，这里的龙天庙已不只是一个庙，而且是成为了一个行政区的代名词。
问题是，龙天庙和庙里的碑，都哪儿去了呢？怎么就统一消失了呢？
好在我们还有浩如烟海的正史。《汉书·志·郊祀志》就有这样的记载：“《孝经援神契》曰：‘社者，土地之主也。稷者，五谷之长也。’《礼记》及《国语》皆谓共工氏之子曰句龙，为后土官，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植百谷疏，自夏以上祀以为稷，至殷以柱久远，而尧时弃为后稷，亦植百谷，故废柱，祀弃为稷。大司农郑玄说，古者官有大功，则配食其神。故句龙配食于社，弃配食于稷。”这说明这些郊祀场所古已有之，就是所谓的社稷坛，而这样的社稷坛，是不是与各地龙天庙碑文的记述相一致呢？
而在《晋书·志》中说：“《祭法》王社、太社，各有其义。天子尊事郊庙，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亲耕故自报，自为立社者，为籍田而报者也。国以人为本，人以谷为命，故又为百姓立社而祈报焉。”又说：“王景侯之论王社，亦谓春祈籍田，秋而报之也。其论太社，……天子为百姓而祀，故称天子社。”《祭法》：“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景侯解曰，“今之里社是也”。这样的记录就充分证明了千亩坪上的龙天庙与三都五龙祠、林里万岁寺，都属于太社，即天子社。白泉村的祈报祠，就属于王社。而散布在山西中部其他地方的龙天庙，就属于置社，也就是里社。《晋书·志》又说：“《周礼》大司徒‘设其社稷之壝’，又曰‘以血祭祭社稷’，则太社也。又曰‘封人掌设王之社壝’，又有军旅宜乎社，则王社也。太社为群姓祈报，祈报有时，主不可废。”这就完全证明了千亩籍田的附近，是有“封人”掌管王社，并有军队驻防。现在的阳泉郊区政府所在地就是荫营镇，从这个古老的名字来看，就知道是从驻守千亩籍田的军旅军营所演变而来的。
至于躬耕帝籍，《晋书·志》给我们勾勒了一个简单的路线图：“至秦灭学，其礼久废。汉文帝之后，始行斯典。魏之三祖，亦皆亲耕籍田。”西晋武帝司马炎泰始四年（265年），诏曰：“夫国之大事，在祀与农。是以古之圣王躬耕帝籍，以供郊庙之粢盛，且以训化天下。近世以来，耕籍止于数步之中，空有慕古之名，曾无供祀训农之实，而有百官车徒之费。今修千亩之制，当与群公卿士躬稼穑之艰难，以率先天下。”“自惠帝之后，其事便废。”其余偶尔也有这样的活动记载，但都语焉不详，不明其理。
倒是在《晋书·志》中详细描述了与“帝籍千亩”紧密相连的在“先蚕坛”上“后躬蚕桑”之“蚕礼”大典：西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六年（公元285年）诏曰：“昔天子亲籍，以供粢盛。后夫人躬蚕，以备祭服。所以聿遵孝敬，明教示训也。今籍田有制，而蚕礼不修，由中间务多，未暇崇备。今天下无事，宜修礼以示四海。其详依古典，及近代故事，以参今宜，明年施行。”“于是蚕于西郊，盖与籍田对其方也。”随后，对后躬蚕桑之蚕礼做了全方位的概括：
“先蚕坛，高一丈，方二丈，为四出陛，陛广五尺。在皇后采桑坛东南，帷宫外门之外。而东南去帷宫十丈，在蚕室西南，桑林在其东。取列侯妻六人，为蚕母。蚕将生，择吉日，皇后著十二笄步摇，依汉魏故事，衣青衣，乘油画云母安车，驾六騩马。女尚书著貂蝉佩玺陪乘，载筐钩。公主、三夫人、九嫔、世妇、诸太妃、太夫人及县乡君、郡公侯特进夫人、外世妇、命妇皆步摇、衣青，各载筐钩从蚕。先桑二日，蚕室生蚕著薄上。桑日，皇后未到，太祝令质明以一太牢告祠，谒者一人监祠。祠毕撤馔，班余胙于从桑及奉祠者。皇后至西郊升坛，公主以下陪列坛东。皇后东面躬桑，采三条，诸妃公主各采五条，县乡君以下各采九条，悉以桑授蚕母，还蚕室。事讫，皇后还便坐，公主以下乃就位，设飨宴，赐绢各有差。”
这先蚕坛，就在千亩籍田附近，而且有配套的祠堂。其东南不远处，还有一座采桑坛。想象一下，每到春天，除了千亩坪上热闹的“躬耕帝籍”仪式之外，还有一场风光旖旎的“后躬蚕桑”活动，《诗经》里面有许多采桑子的诗歌，美不胜收，应该与这样的蚕礼有极大的关系吧？问题是就在千亩坪往南不远的地方，就有一个桑堰古村，桑堰村有一块酷似先蚕坛的土地叫七亩坟，方方正正，高出四周，站在新建的漾泉大道上远远望去，还以为是颓圮的一座金字塔呢！原来，这是桑堰上面举行蚕礼的“先蚕坛”，你说西周那时候，桑堰上面该有多少桑树啊？遮天蔽日，大概绝不为过吧！一直蔓延至落姑堰、大小西庄，柳沟、长岭一带，只不过与西晋所不同的是，周代的先蚕坛，是在千亩籍田的南郊。
《魏书·帝纪第八·世宗纪》也简略地记录了北魏宣武帝新建千亩与躬耕仪式：景明三年，也就是公元502年，“十有二月戊子，诏曰：民本农桑，国重蚕籍，粢盛所凭，冕织攸寄。比京邑初基，耕桑暂缺，遗规往旨，宜必祗修。今寝殿显成，移御维始，春郊无远，拂羽有辰。便可表营千亩，开设宫坛，秉耒援筐，躬劝亿兆。”北魏从大同迁都洛阳之后，百业并举，宣武帝认为宫殿新成之后，当务之急就是“营千亩”，“设宫坛”。这新辟的千亩籍田，显然就在洛阳近郊。于是，“四年春正月乙亥，车驾籍田于千亩。”于是，“三月己巳，皇后先蚕于北郊。”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历史最鼎盛的唐朝，其籍田仪式给我们留下了详细而深刻的印象，如一道光芒，照亮了千古籍田的整体风貌。《旧唐书·仪礼四》中有如下记载：“太宗贞观十四年春正月庚子，命有司读春令，诏百官之长，升太极殿列坐面听之。开元二十六年，玄宗命太常卿韦绦每月进《月令》一篇。是后，每孟月视日，玄宗御宣政殿，侧置一榻，东面置案，命韦绦坐而读之。诸司官长，亦升殿列座而听焉。岁余，罢之。乾元元年十二月丙寅立春，肃宗御宣政殿，命太常卿于休烈读春令。常参官五品已上正员，并升殿预坐而听之。”由此可见，无论是唐太宗，还是唐玄宗，抑或是唐肃宗，他们在早春时节，都要命传一些专家来专门讲解《礼记·月令》中有关籍田仪式的内容，从思想上武装大家的头脑，提高认识，不可马虎。
然后，又记载了唐朝籍田仪式的具体情况：“太宗贞观三年正月，亲祭先农，躬御耒耜，籍于千亩之甸。初，晋时南迁，后魏来自云、朔，中原分裂，又杂以獯戎，代历周、隋，此礼久废，而今始行之，观者莫不骇跃。于是秘书郎岑文本献《籍田颂》以美之。”初，议籍田方面所在，给事中孔颖达曰：“礼，天子籍田于南郊，诸侯于东郊。晋武帝犹于东南。今于城东置坛，不合古礼。”太宗曰：“礼缘人情，亦何常之有。且《虞书》云‘平秩东作’，则是尧、舜敬授人时，已在东矣。又乘青辂、推黛耜者，所以顺于春气，故知合在东方。且朕见居少阳之地，田于东郊，盖其宜矣”于是遂定。自后每岁常令有司行事。武则天时，改籍田坛为先农。神龙元年，礼部尚书祝钦明与礼官等奏曰：“谨按经典，无先农之文。《礼记·祭法》云：‘王自为立社，曰王社。’先儒以为社在籍田，《诗》之《载芟篇序》云：‘春籍田而祈社稷’是也。永徽年中犹名籍田，垂拱已后删定，改为先农。先农与社，本是一神，频有改张，以惑人听。其先农坛请改为帝社坛，以应礼经王社之义。其祭先农，既改为帝社坛，仍准令用孟春吉亥祠后土，以勾龙氏配。”制从之。于是改先农为帝社坛，于坛西立帝稷坛，礼同太社、太稷，其坛不备方色，所以异于太社也。睿宗太极元年，亲祀先农，躬耕帝籍。礼毕，大赦，改元。”
由此可见，自周武王开创籍田千亩仪式之后，这隆重热烈的农耕大典早已深入人心，伴随着井田制的全面推开，也把中国的农耕文明推上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随着西周的灭亡，此等国家大典，也早已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日渐遗忘。偶尔也有一些举行籍田仪式的天子，比如汉文帝、曹魏父子、西蜀刘备等，但也都是一带而过，不知所以。直到唐太宗李世民时期，才重新将此国礼隆重恢复。其中的变化，也是显而易见。比如唐朝时候的帝籍，已不再是在今天的千亩坪上了，而是改在了首都长安的东郊。难怪后来的学者们找不到千亩时，总认为帝籍千亩就在都城近郊。殊不知真正的帝籍千亩就在这千亩坪上，只不过这里早已成为了历史的盲点。武则天时期，又把籍田坛改成了先农坛，而且这样的改革也影响了后来的历史，直至清王朝灭亡，几乎每州、府、县，都有自己的先农坛。如今的北京市，还保留着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先农坛。同时，我们也看到，躬耕帝籍的唐朝，又把先农坛改成了“帝社坛”、“帝籍坛”，祭祀先农，“祠后土，以勾龙氏配”，祈祷社稷。
同样，《旧唐书·仪礼四》还记载了唐玄宗躬耕帝籍的情况：“玄宗开元二十二年冬，礼部员外郎王仲丘又上疏请行籍田之礼。二十三年正月， 亲祀神农于东郊，以勾芒配。礼毕，躬御耒耜于千亩之甸。时有司进仪注：‘天子三推，公卿九推，庶人终亩。’玄宗欲重劝耕籍，遂进耕五十余步，尽垅乃止。礼毕，辇还斋宫，大赦。侍耕、执牛官皆等级赐帛。玄宗开元二十六年，又亲往东郊迎气，祀青帝，以勾芒配，岁星及三辰七宿从祀。其坛本在春明门外，玄宗以祀所隘狭，始移于浐水之东面，而值望春宫。其坛一成，坛上及四面皆青色。勾芒坛在东南。岁星已下各为一小坛，在青坛之北。亲祀之时，有瑞雪，坛下侍臣及百僚拜贺称庆。”此时，我们在看到唐玄宗躬耕帝籍的同时，太社祀神农之礼在完备，而籍田坛场也在逐渐隆崇。
经历安史之乱的唐肃宗，对躬耕帝籍更是格外用心。失去过，才懂得拥有的珍贵：“肃宗乾元二年春正月丁丑，将有事于九宫之神，兼行籍田礼。自明凤门出，至通化门，释軷而入坛，行宿斋于宫。戊寅，礼毕，将耕籍，先至于先农之坛。因阅耒耜，有雕刻文饰，谓左右曰：“田器，农人执之，在于朴素，岂文饰乎？”乃命彻之。下诏曰：“古之帝王，临御天下，莫不务农敦本，保俭为先，盖用勤身率下也。属东耕启候，爰事籍田，将欲劝彼蒸人，所以执兹耒耜。如闻有司所造农器，妄加雕饰，殊匪典章。况绀辕缥軏，固前王有制，崇奢尚靡，谅为政所疵。靖言思之，良用叹息，岂朕法尧舜、重茅茨之意耶！其所造雕饰者宜停。仍令有司依农用常式，即别改造，庶万方黎庶，知朕意焉。”翌日己卯，致祭神农氏，以后稷配享。肃宗冕而硃纮，躬秉耒耜而九推焉。礼官奏陛下合三推，今过礼。肃宗曰：“朕以身率下，自当过之，恨不能终于千亩耳。”既而伫立久之，观公卿、诸侯、王公已下耕毕。”万般皆辛苦，劳动最光荣，其实，劳动也是最快乐的事情，你看唐肃宗乐此不疲的样子，认真极了。至少说明天子还是怀揣一颗虔诚之心，期盼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啊！
从唐肃宗时期可见，祭祀对象又改成了神农氏，并由后稷配享。不难看出，千亩是天子的籍田，称之为帝籍。举行籍田仪式的时候，天子必须要到“帝社坛”或“帝籍坛”去祭祀，也就是说，这个祭祀坛，就是千亩籍田之标配。那么，千亩坪上的“龙天庙”，就完全可以看成是西周时期举行籍田仪式祭祀活动的必备场所。同样，分布在山西中部的那么多“龙天庙”，也就是西周时期二百四十多年千亩坪上的籍田仪式所带来的副产品，是西周各地臣民春祈秋报的精神寄托所在。白泉巨镇的全神庙，现在称之为“祈报祠”，可见也曾经就是一座“龙天庙”。
清光绪三十二年平定县史家山《重修龙天庙戏楼碑记》载：“尝闻：庙也者，神灵之所依托也。神也者，人民之所奉祀也。使立庙而无祭庙之礼，庙亦终属空设。事神而无妥神之地，神亦未必来享。是庙之所在，即神之所在也。我史家山村，旧有龙天圣庙，由来久矣。春祈必于是，秋社必于是，祭风祷雨必于是。……考其伊始，不知创建何年。究其遗记，自前嘉靖可述。由昔至今，则数百余年矣。”可见，这里的龙天庙，就是全村人祖祖辈辈春祈秋报之所在。
同样的情况，在大阳泉村清道光六年李日茂撰写《重修嘒愉楼新建遏云楼记》中也有类似的描述：“王者，父天母地。而郊社之礼兴，所以报两大之德，亦即神道设教也。顾郊，非天子不得举社，则并使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置社者，父为之后者惟一人，母则众子皆母之，故教民美报焉。虽党祭崇族，祭酺祭之大小，义起于民之众寡，实则里以上皆有社，所谓惟为社事单出里是也，特其仪或不传。《周礼·籥章》：“凡国祈年于田祖，歙《豳雅》，击土鼓，以乐田畯。国祭蜡，龡《豳颂》，击土鼓，以息老物。”夫《豳诗》为王业之本，而不陈于宗庙，以其非王者之乐。故用以索饗万物，协天时，劝民事，亦犹二南为风教之原，故以为燕乐也。二南既可用之乡党邦国，则《豳诗》或亦可通用与。击鼓龡豳里社，或一如祈年祭蜡与。古礼，多不可考。社之名，则汉以来皆沿其旧。以今历书观之，近二分前后戊日特书社，盖择元日命民社之遗法也。平定俗以春社各设俎豆，于里社必招优人演剧，名曰祭烖。秋社亦如之名，曰秋报。祭烖之义，或因周官祭酺以起与。秋报，即所谓美报与。而招优人演剧，必击土鼓，龡豳诗之遗意与。阳泉，故有广育祠，祠之前建嘒愉楼，每春社演剧于此。……秋社，则演剧于里之南，偏五龙宫之石台，……而覆以宇，颜曰遏云。……盖社，所以报本反始。报本，故礼无弗达；反始，故心无弗齐。观于此者，孝弟之心可油然而生。是即圣人之所以神道设教，而且足以见圣天子修齐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休养生息。沽濡百余年之久，于以岁时祭祀，歌颂太平，亦所谓和殼以鸣盛也。”足见里社的祭祀主题，也是春祈秋报。而从李日茂撰文来看，此一切祭祀之礼乐，皆源自《周礼》与《诗经》。
最真实的证据，还是千亩坪《关胜诵德碑》记。那一句“其中坺壤”的记载，至少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到公元550年的时候，千亩籍田还是“坺壤”，至少还不是村庄。现存上千亩坪村旧戏台处还有一通元朝至顺四年（1333年）的《张氏先茔之志》古碑，曾立于千亩坪张氏老坟，碑文开篇就说：“榆关之北，千亩之平，山川胜概。”也说明了一点，至少在公元1333年的时候，千亩之地还是平定古州的一处山川名胜，“千亩之平”上，应该还没有村庄。从这块残碑仅有的信息来看，也只似乎是张家要在“方山泉弯之地脉丰隆”处选地立邑，或是为“庐墓”而已。今天的上下千亩坪村，就是以张姓居民为主。《阳泉市地名志》载：上、下千亩坪，“今村民定居最早的是明成化年间迁此的张姓，今传21世，占全部人口的95—97%。”这样看来，至少在元朝之前，这里的“千亩之平”，顶多在东段有关胜墓地，还有北齐“太原长公主”的公主坟。明以后才有了千亩坪村，清代分为上下千亩坪两村，尔后时合时分，繁衍至今，比起古州那些动不动就是三千年以上的古村来说，千亩坪村实在是太年轻了。
千亩坪注定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在上千亩坪村竟然还保留着一个地名叫“灞陵桥”，村中老者都还记着那座古老的桥与桥的位置。在下千亩坪村东段，还有一个古老的烽火台，至今遗址犹存。站在烽火台上，东边的大驿站“白泉之置”以及南面的林里玉泉山和荫营背后的四方山，都能一览无余。据现在村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们说，他们小的时候，烽火台这边还有非常高非常高的大墓碑，碑就立在一个很高很高的台子上，被人们称之为“王儿碑”“王儿台”，可惜这些都消失了，我们都看不到了。这个高高在上的台子，也正好印证了“太社”龙天庙附近就有“籍田坛”，也就是武则天以来称之为的“先农坛”。在这千亩“坺壤”上，关家人肯定能见到龙天庙及其周边相关的碑刻资料，他们也许也说不清这里就是周天子的籍田，但他们真实地记录了千亩籍田当时的真实状况是“坺壤”。而在这块“坺壤”上，以及围绕在这块“坺壤”周围的都、城、郊、里、泉、井、营，似乎一下子都变得那么合情合理，古州古道，古村古庙，也因此一切都顺理成章。
许多人还特别关心：千亩坪上，真的有一千亩大的土地吗？上千亩坪村的《古村驿行图》石刻上，赫然镌刻着“千亩坪坐落在刘备山东麓的千亩黄土之上，这里土地肥沃，区位优越，历史悠久，人文深厚。”千亩土地，应该不假。但是，古今亩制并不相同，甚至差异很大。如果以今天的亩制来看，一千亩地，大约有一百个足球场来大。而当我们回到周代的亩制上来看时，却大不相同。《晋书·傅玄传》曰：“古以步百为亩，今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宋朝大儒程颐曰：古者百亩，止今之四十亩。今之百亩，当古之二百五十亩。这说明古代的亩制，比现在要小得多。满打满算，古代的一百亩，只相对于宋代的四十亩，一千亩地，也不过就是宋朝的四百亩地而已。而“一亩”按出土的“商鞅方升”测算，约相当于0.2907市亩，那么，秦朝的一百亩，也只相当于现在的29.07市亩。那么，秦朝的一千亩，连现在的三百亩都不到。由此可见，越是古代，亩制就相对越小。假如周代的亩制与秦朝持平，那么，周代的千亩，也不过就是约二百九十一亩。上、下千亩坪村的“其中坺壤”，按照周代的亩制推算，三百亩地的面积那是绰绰有余的，周武王的“籍田千亩”，名副其实！围绕着千亩籍田，分布着那么多年代久远的高规格庙宇，仿佛也标注着千亩的不一般。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阳泉最主要的寺庙，竟然是从北向南分布在一条中轴线上。北起章召村的禅智寺，苇泊村的天齐庙，三都村的寿圣寺、五龙庙、瑞云观，中间是千亩坪的千亩籍田和龙天庙、张飞庙，向南有林里村的万岁寺、关王庙，汉河沟村的天子庙，小阳泉的新泉观，直到大阳泉村的广育祠、五龙庙，这些庙宇均不一般，年代极其久远，规模与规格极其高大，这应该是阳泉这块古老土地上的一条昂扬龙脉，更是一条讲述前世今生的辉煌文脉。这条阳泉中轴线，值得我们拂去岁月的尘埃，再现漾泉春色、五渡平波与千亩坺壤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理清民族的根脉和膊动的血脉。
只是在沧海桑田中，三都，三郊，三泉，都把证明自己以及千亩籍田的身份证给丢了，以至我们站在千亩坪上，也找不见史***载的“千亩”在哪里……
千亩坪，千亩，有这块几千年不曾更名改姓的地望在此，这就够了，这就是史学家们苦苦寻觅的千亩！
千亩，千亩坪，欲说当年好困惑。失而复得的千亩，我们要格外珍惜！
荒服不至，不籍千亩有渊源
盛极而衰，否极泰来，这应该就是最古老的辩证法。千亩籍田的兴衰变迁，也恰恰证明了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
当周宣王姬静继位周天子的时候，他做出了一个西周分水岭式的决定，叫“不籍千亩”，也就是说，从周武王建立周王朝并破天荒开创籍田千亩制度以来，到周宣王继位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给推翻了。《史记·周本纪》载：“宣王不修籍于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同样的史实，《国语·周语》也记录道：“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这些史料，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虢文公劝谏宣王继续修籍千亩，宣王未采纳；其二：因为拒谏，最终导致在宣王三十九年爆发千亩之战，并且在此千亩之战中败给了姜氏之戎。为什么会这样呢？突然的“不籍千亩”，这对以农立国的周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呢？国策变了，周宣王要改革，历史上的“宣王中兴”就在虢文公苦口婆心的劝谏声中拉开了帷幕，只是周宣王姬静自己也未曾料到，改革是一把双刃利剑，你动谁的奶酪，谁就会跟你拼命，拼命的结果，往往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西周末期风雨飘摇的局势中，浑水摸鱼的往往都是那些后来埋葬周王朝的渔翁们。
虽然说“籍田千亩”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迎春农耕大典，可是这在将近两个半世纪的岁月中，对周初政权的稳定以及成康盛世的确立，尤其是对周朝“井田制”土地制度的深入人心，还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催化作用，千亩稳，天下稳；千亩兴，天下兴；周武王的千亩风水宝地，曾经就是这样牵动着一个王朝的神经。
成康盛世，“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史记·周本纪》说：“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周昭王姬瑕的时候，王道就开始出现衰微迹象。据古本《竹书纪年》载，“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兕。”“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昭王也是胸怀抱负之人，一心要征服荆楚，对大自然的一次次异象也是不管不顾，第一次渡汉水，遇到了大犀牛，无功而返。第二次渡汉水，天空阴暗，不见天日，连野鸡、兔子都为之惊恐，周昭王却执意要宗周主力军渡河，结果，大军全部葬身于汉水。时至今日，湖北人还流传着一句非常经典的口头语，就叫：不服周，老子就是不服周。
周公信命，姜子牙也信命，大概姬瑕不信命，或者也信，但总是想与命一搏，岂不知姬瑕之命就在汉水。“周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贯紫薇。其年，王南巡不返。”姬瑕最终也还是没有逃脱葬身汉水的命运。这一次的记载，就连《竹书纪年》都懒得多写一个字。倒是晋朝皇甫谧在他的《帝王世纪》一书中，让我们较为详细地知道了周昭王姬瑕，究竟是怎么在汉水上度过他人生最后时光的。《帝王世纪》载：昭王“德衰，南征及济于汉，船人恶之，乃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解，王及祭公俱没水而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谁能想到痛恨周昭王的船家们，竟然是用这等胶水粘合的船来运送周昭王？结果船到江心，胶溶船解，周昭王姬瑕一干人等，全都葬身汉水。后世的帝王明君唐太宗李世民悟出了这个道理，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从周昭王姬瑕没身汉水的悲剧中受到的启发。总之，这样一件羞于启齿、难以告人的事情，“国人讳之，王室于是乎大微。”这连天子崩于汉水都不敢昭告天下，只好把这件事情尘封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便细说。
周昭王姬瑕的王后，祁姓，世称房后，是唐尧的长子丹朱的后裔。丹朱被尧帝封在晋东南，那里直到现在，还叫长子县。就因为丹朱是尧帝的长子而得名。相传房后因为祭祀丹朱，所以在梦中“授灵而孕”，之后就生下了太子满，就是后来的周穆王姬满。要这么说起来，周穆王该是长子县的外甥辈儿后裔啊！
周穆王姬满，绝对是周天子当中的风云人们，更是当年井陉周道上的风云人物。史***载了周穆王当年的东征、西征、南征、北征，那里有不服，那里就有周穆王。周穆王的辉煌是巡游天下，西征见到了西王母，东征平定了徐偃王。而最令周穆王沮丧的一件事，则是其北征伐犬戎。而且，在周穆王伐犬戎之前，祭公谋父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苦口婆心地劝说过周穆王，这在《史记》与《国语》中，都是非常著名的篇章。打开《国语》，第一篇就是《祭公谏穆王征犬戎》，祭公说：“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是啊，不要动不动就武力威胁，虽然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江山都是打出来的，但是，周文王以文修德，以德服人；周武王伐商擒受，那也是恤民除害，武力征服，不服不行。我想，祭公谋父也是不好直说，绕着圈子在告诉周穆王，不要穷兵黩武，不要忘记你的父亲还尸沉汉水，尸骨未寒的悲剧，要以德治国，以民为本啊！可是这圈子绕大了，天子是不是就听不懂啊？
于是，祭公谋父又说了这么一番让我们醒脑的话：“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有不祭则修意，有不祀则修言，有不享则修文，有不贡则修名，有不王则修德，序成而有不至则修刑。于是乎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让不贡，告不王；于是乎有刑罚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讨之备，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布令陈辞而又不至，则增修于德而无勤民于远，是以近无不听，远无不服。”
这是什么？这是规矩！这是老祖宗定下的规矩，也是无数血的教训和泪的控诉换来的规矩。从这段话里，我们至少读出来周王朝立国之初的一些惠民政策。比如这“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就是说属甸服的供日祭，属侯服的供月祀，属宾服的供季度时享，属要服的供一年一岁贡，属荒服的则有一生一次的朝见天子的义务。按照周代的五服规定，今天的太原、井陉一带，历来被视为戎狄之地，当然是属于荒服地带，这里的戎狄之王，只要一生之中朝见一次周天子，表示臣服，就可以了，不需要向天子缴纳什么贡赋。这显然是得民心的惠政了。
其实，千亩坪，就位于戎狄居住地带，正常情况下，除了为天子耕种千亩坪上的这千亩籍田可以享有周围三十里范围内十块千亩之地的免费耕种外，从吕梁，经太原，过盂县，到井陉中山这一带，都是戎狄活动区域，不需要缴纳任何贡赋，只要戎王狄王朝见天子一次，这里就是他们的世外桃源。说到底，这是周初的圣贤统治者们为赢得民心而实施的惠民政策。
得民心者得天下。周武王设置千亩籍田，其初心就有“禋祀天地，克反商邑，敷政天下”这三大本愿，这也是“千亩籍田”的三大功能。说穿了“登祀上帝天神”，就是为了顺民心；“克反商邑”，就是为了服人心；而“躬耕籍田”的盛大仪式，也都是为了井田制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推开，说千亩是“敷政天下第一地”，一点都不夸张，这对于一个农业王朝来说，春祈秋报，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是多么重要啊，而这又都是为了暖人心、得人心！这是从周文王到周武王以来的政治制度、制度、文化制度的解放，也是最好的统一战线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接下来，祭公谋父告诉了我们周穆王这次伐犬戎的直接原因：如今，自从大毕、伯士去世以后，犬戎的君长一直还按照荒服的职责来朝见，而天子却说“我一定要以他们不朝贡的罪名去讨伐他们。”并且还以此向他们炫耀武力，这难道不是在废弃先王的祖训而使王朝大业败坏吗？
这还说得不透彻？够尖锐的了。看来这不忘初心，历来就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课题啊！由王者来朝则可，突然就要变成让你朝贡；你不朝贡，我就前去讨伐，治你的罪。这还讲不讲道理了？规矩定好了，大家都得遵守；你老坏规矩，大家也就没法遵守了。
难能可贵的是祭公谋父又这样评价了一句，让我对犬戎之人刮目相看：“吾闻夫犬戎树惇，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什么意思？就是说我听说犬戎之人，性情一向敦厚淳朴，从来都能遵守先人的德行，能够操守始终，忠贞不渝，真要前去征讨他们，他们恐怕还是有能力抵御我们的。祭公应该无怨无悔，该说的都说了，正说反说，摆事实，讲道理，既危言耸听，又言明利害，也入情入理。职责所在，忠心可鉴，听不听由你，是非曲直，自有公论。
果然，“王不听，遂征之。”
这个世界，不打则已，打就打出个真理来，你得让他跪在你面前才行。否则，别打。周穆王打了，结果是“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我就想问一问周穆王，你这战打的，难道就是闹着玩儿呢？不是去打猎的吧？
可怕的是这一战带来了一个难以愈合的恶果，“自是荒服者不至。”从此以后，荒服戎狄再也不来朝拜周天子了，直接激化了民族矛盾，得不偿失，这成了周王朝后来永远的痛！
是的，周穆王巡游天下，已经是一个王朝的沉重负担了，以至他的后几任也是囊中羞涩，不堪重负。再加上穷兵黩武，财政支出更加增大。这时候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以德服人。可恰恰是相信权威的人，急功近利，更想肉体上征服，靠一种恐怖来维持一种色厉内荏。可一旦不能征服，那就只剩下不服了。
百岁老人周穆王离开人世的时候，也肯定是心有不甘呐！
到周夷王姬燮的时候，有两件事情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件是古本《竹书纪年》载：“三年，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为什么呢？这得犯多大的罪，才会把天下诸侯都叫来，并在众目睽睽之下将齐哀侯扔进青铜巨鼎活活烹煮啊？齐国史官写的《公羊传》给出了答案，即：“哀公烹乎周，纪侯谮之。”是纪侯在夷王面前说了齐哀公的坏话，诬陷而致。不仅如此，夷王还不顾《周礼》之嫡长子继承制，专门立齐哀公之弟即位，把太子晾在一边，从而拉开了齐国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权位之争。
是的，当你掌握着他们的生杀大权时，聚众欣赏一种恐怖在肉体上蹂躏时，恐惧油然而生，恐怕被消灭的征服感碾压下来，不服不行，就怕那颗心脏碾碎之后，却铺了一地的不服，不服，还是不服。可惜姬燮还沉浸在大家都诚惶诚恐之中，无限陶醉。
另一件事，古本《竹书纪年》是这样记载的：“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看来伐犬戎，已经是王朝的常规动作了。
这太原之戎，就在戎狄之地，当就在今天的太原盆地。而这俞泉，一直困扰着史学家们，上下求索而不见。联系即将到来的千亩之战，我越来越觉得这个“俞泉”，就在千亩坪附近。说得明白一些，就应该是千亩坪南距离不足三公里的林里村俞泉山一带，否则，我们怎么越来越感受到摧毁千亩的千亩之战，就像铺天的黑云一样，正在向千亩坪上空聚集而来呢？
谁能想到，那不籍千亩，就会把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王朝大业最终推进了死胡同呢？
料民太原，千亩之战千亩散
“至于厉王，厉王大虐于周。”清华简《系年》这样评价周夷王的继任者周厉王姬胡。应该说，到周厉王时代，西周社会已矛盾重重，干柴灼烤，只待火星。
为了解决日益疲惫的国家财政，周厉王采信了荣夷公想出来的一个办法，就是“王室专利”，以国家的名义垄断山林川泽，不准国人——也就是工商业者们依山泽而谋生，否则严惩不贷。以此盘剥工商业者，这也直接违背了周人共同享有山林川泽以利民生的典章制度。规矩，又一次被践踏。
世界上任何一个与民争利的政府，都不会长久。当时芮良夫就对这种恶政嗤之以鼻。《国语·周语·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记载了这场触及人性与良心的争论。芮良夫说：“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原来，天地百物，大家都是可以随意取用的，就像阳光、空气、水，森林、花草、鱼等等，谁也离不了，可他们恰恰又都是免费的。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些东西都被王室专利，百姓不可随便取用了，这将激起百姓多么大的怒火与仇恨啊？何况管理难度该多大啊？这样的制度，怎么能让王朝长久呢？
芮良夫继续说道：“夫王人者，将导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犹日怵惕，惧怨之来也。”芮良夫肯定是一位睿智的亲民善政者，他能认识到一个得民心的政府，是“导利而布上下”、人人都能享有实惠的政府，是既要怀揣感恩、物尽其用，还要随时警惕所带来的不公不平导致怨恨的政府，不愧是文武成康熏陶过的卿士，更是中国民贵君轻思想的先声！
最后，芮良夫发出振聋发聩的警告：“今王学专利，其可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话都说到就差破口大骂的份儿上了，装睡的人，你别指望谁能叫醒。不听，周厉王也不听。这让我深切感受到周王室难道已经烂到不可回头的地步了吗？
果然，这等恶政一出台，就遭到了国人的痛恨，“厉王虐，国人谤王。”是啊，老百姓一般都只能是忍，再忍。实在忍不住了，就只好想着法子骂一骂周厉王。
你骂我？王可不高兴，后果很严重。于是，“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
不让你说话，你就得把嘴闭上。有卫巫监督诽谤者，你要胡说，我就让你永远再没机会张嘴。
终于，“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这是什么国度？当年，在秦国***的时候，我们见到过这种恐怖，其实，这是一脉相承，周厉王才是始作俑者。我们知道这种恐怖不久，秦国就灭亡了。那么，周厉王当年把国人的嘴封上，是不是就能躲过一劫呢？
《国语·周语·邵公谏厉王弭谤》说：“王喜，告邵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是啊，看把周厉王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喜不自禁地跟邵公说，他能阻止国人的诽谤，让国人闭上嘴，再也不敢说话了。原来这邵公还是个明白人，听了周厉王的话，邵公却语出惊人，留下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警世名言：“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
是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禹治水，就是教给人们“不要堵，要疏导”这么一个简单的道理，中华民族要付出多少沉重的代价，才能记住啊？至少周厉王没记住，或者记住了，也不相信。
邵公的话，就不是一般的有道理，而是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问题是真理面前周厉王也不愿意低下尊贵的头，他相信手中的权力。周厉王还提拔荣夷公当上了卿士，诸侯的意见，更是一概不听。
“王不听。于是，国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总有忍不下去的时候，忍无可忍，就毋须再忍。公元前841年，这是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也就是在这一年，周王朝的都城镐京，发生了“国人暴动”，愤怒的人群终于不管不顾，手持棍棒、农具，围攻了王宫，必欲杀周厉王而后快。周厉王狼狈不堪，带领亲信，沿着河岸，一路逃奔到一个叫“彘”的地方，才安顿了下来。从此，再也没有回到属于他的王宫，再也没有拿回属于他的权力，十四年颠沛流离后，周厉王死在了这里。这个叫“彘”的地方，就在今天山西的霍州。
霍州，有霍山，在周之前，这里一直就是非常神圣的霍神山。正是这座山横亘在中间，才将太原盆地与临汾盆地北南分开，也正是这座山，又将肥沃的晋中平原与晋南平原连在了一起。问题是周厉王怎么可能跨越千山万水逃亡到这里呢？或许周朝的政治中心本就离此地不远，这里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避难天堂。当年，商朝公卿、赵氏先祖蜚廉至此，闻知武王灭商，终命于此。周武王姬发将自己的八弟姬处封在了霍地，建立霍国（今山西霍州），成为周朝诸侯国霍国始封君，也是霍姓始祖，人称霍叔处。并与管叔鲜、蔡叔度协助、监督商纣王之子武庚，一同治理商朝遗民，史称“三监”。
周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继位。周成王年幼，由霍叔处四兄周公旦摄政。霍叔处与管叔鲜、蔡叔度因不满周公旦摄政，于是挟持武庚发动三监之乱。不久，周公旦平定叛乱，诛杀管叔鲜和武庚，流放蔡叔度，将霍叔处废为庶民，三年不得录用。霍国灭亡后，霍叔处的后代子孙以国为姓，称霍氏。这也说明了当时的霍州绝对是商朝贵族聚居区之一，监商维稳形势极其严峻，任务极其艰巨。
到如今，周朝的一代天子逃亡到了这里，一呆就是十四年，这不奇怪吗？如果逃而不亡，为什么不追杀？下落不明呗。如果是不明下落，为什么不另立天子呢？周召共和啊！为什么周召共和了十四年，又将王位传给了姬静呢？因为这时候周厉王死在了彘地！你怎么知道呢？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原来这么多年，只有傻子才被蒙在鼓里呢！
终于，王位虚悬十四年，在周召共和与诸侯干位的纷乱中，周厉王儿子姬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周天子才又一次获得天下共主的地位，西周历史也随之拉开了“宣王中兴”的序幕。然而，周宣王一登基，就决定“不籍千亩”！清华简《系年》载：“宣王是始弃帝籍田。”取消自周武王开创的籍田制度。千亩，不要了，直接放弃！
规矩，就这样在轻描淡写中，再一次被踩在了脚下。
周宣王为什么就“不籍千亩”了呢？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周宣王姬静即位时，面临的内忧外患也是前所未有的，不只是国库空虚，不只是“荒服不至”，更有许许多多的不服接踵而来。这世界，本就是用来征服的，要么征服臣服，要么心服口服，只要不是心悦诚服，那么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时时刻刻涌动的就全都是各式各样的不服。
老规矩是不要了，关键是周宣王还要立新规矩。这就是周宣王引火烧身的“料民太原”。什么是“料民”呢？就是要查点清楚太原地区的百姓人数，有人说这是周宣王为下一步按人头征税在做准备。问题是在周代，不要说按人头征税了，你就是普查一下人口，那也是非常不得人心的。
《国语·周语·仲山父谏宣王料民》记载中，我们就看到这个仲山父就曾劝谏周宣王说：“民不可料也！……王治农于籍，蒐于农隙，耨获亦于籍，狝于既烝，狩于毕时，是皆习民数者也，又何料焉？”不知道民之多少，是职能部门失职。而在日常事务中，天子在籍田上督促农耕，春闲时田猎，锄草、收割时仍去籍田督促，秋收和冬季农事完毕后，都要举行大规模的狩猎，这些就都能熟悉了解百姓数目，何必还要查点呢？
“且无故而料民，天之所恶也，害于政而妨于后嗣。”总之一句话，料民效果不会好，只会伤天害理。
不听，周宣王照样不听！
周宣王最终还是查点了太原地区的户口，查点了百姓的情况。这太原，是不是现在的太原呢？不是，也差不多。你知，或者不知道，太原就在那里，不动不移；你信，或者不相信，太原就在那里，不离不弃。至关重要的是，太原的地望就在那里。地望大于天，太原地望，不容怀疑，更不容混淆，料民太原，就在今天山西省太原地区！
国学大师范文澜先生在《中国通史简编》中写道：“汉以前人相信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族祖先，当是事实。”史载，帝喾高辛氏，有四后，俱产奇男。元妃姜原生弃，后代建周朝；次妃简狄生契，后代建立商朝；三妃庆都生尧；四妃掌仪生挚。挚立九年，不修善政，诸侯废之，而尊尧为天子，是为尧帝，而后尧、舜、禹三代圣君，开创华夏盛世，然后，中国历史才进入夏朝。
太原，本就是尧之封地，夏禹之都。唐《元和郡县志》卷十六载：“太原府，并州：《禹贡》冀州之域。《禹贡》曰：既修太原。注曰：高平曰原，今以为郡名。《舜典》曰：肇十有二州。王肃注曰：舜为冀州之北太广，分置并州。至夏，复为九州，省并州合于冀州。周之九州，复置并州，《职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镇曰恒山，薮曰昭余祁，川曰滹沱沤夷，浸曰涞易。释名曰并，兼也。言其州或并或设，因以为名。《春秋》：荀吴败狄于大卤。即太原晋阳县也。中国曰太原，夷狄曰大卤。按：晋太原，大卤，大厦，夏墟，平阳，晋阳六名，其实一也。……今州又为唐国，帝尧为唐侯所封，又为夏禹之所都也。《帝王世纪》曰：帝尧始封于唐，又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平阳，即为晋州；晋阳，即今太原也。”
这就非常清楚了。太原，古已有之，那里曾经是尧的封国，就叫唐国。正因为如此，太原才与唐结下了不解之缘。最初的太原，是尧的唐国封地；后来的太原，是李渊、李世民起兵之地，大功告成之际，就把那个辉煌王朝命名为唐朝，以示对太原的无比敬仰。唐国是什么时候灭亡的？《竹书纪年》载：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是周公旦消灭的唐国。不久，《竹书纪年》又说：“十年，王命唐叔虞为侯。”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桐叶封弟”之典故。唐叔虞始封之地，绝对就是尧帝的唐国，也就是在太原。可是，不到四十年时间，唐叔虞子姬燮父给自己继承的封国更名为晋之后，离开了太原。《竹书纪年》载：康王“九年，唐迁于晋，作宫而美，王使人让之。”这离开太原之后的晋国，又定都到哪儿去了？史书没有明确记载。莫名其妙的事情背后，往往都有巨大的隐情，唐易晋而迁都，大概就是其一吧。
其实，禹别九州时，就有太原，而且地望非常之明确，就是现在的太原。太原之名与地望从未模糊过，不知后来的人们，怎么就找不到“料民太原”之太原呢？
上有好之，下必效之。周宣王的“料民太原”虽然不得人心，有识之士也竭力反对，但是，总有急先锋冲在前面，以捞取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晋穆侯就是这么一个人。你不籍千亩，别人反对，我就说好，绝对正确，坚决支持；你敢料民太原，别人说不可造次，我就说你等着，我先给你收拾他。晋穆侯七年，即公元前805年，晋穆侯发起了“条之战”。当时，晋穆侯的夫人齐姜正怀有身孕，他却率军去讨伐条戎，没想到晋军吃了败仗，惨败而归，晋穆侯深以此战为耻。这还真是巧，晋穆侯打了败仗，脸上无光。灰头土脸归家之时，正好自己的夫人临产，儿子呱呱坠地，晋穆侯就气不打一处来，竟然就给儿子起了一个名字叫仇，还将其立为太子，以示不忘条戎之耻，有朝一日报仇雪恨。这仇，就是后来直接改变过周朝与晋国命运的晋文侯姬仇。
这个“条”在什么地方？几乎没有人能讲清楚。有说是在中条山，就因为有一个“条”字吗？纯属无稽之谈。因为这“条之战”是在宣王“料民太原”之后发生的，所以，我认为这“条”应该就在太原境内，至少离太原不远，否则，也起不到敲山振虎的作用。而在清道光二十三年修《阳曲县志·山川》中，有这样的记载：“阳曲，山多而水少，东、西、北三面皆山，中间汾水经流，为合邑群水之浸。夫表识山川，期于辨疆域，奠民居。《禹贡》导山，分南北条，而以江河为纪。爰祖其义，为总其脉络，分其支派以志之。汾水东条之山，自台山来龙……；汾水西条之山，来龙有二……；汾水北条之山……如天堑然。汾水源发宁武……至南屯村入太原县，会于晋北条入汾之水……；西北条入汾之水……；东北条入汾之水……；西南条入汾之水……；县城入汾之水……。”汾河在阳曲县境内拐了一个大弯，才将此地命名为阳曲。也正是这一拐，使境内的山川河流有了东条、西条、北条、西北条、东北条、西南条之称，这是非常独特的一种现象。阳曲人从大禹治水之后，就把这里的山称之为“条”，可谓古老久远矣！
如果将此各条汇总在一起，这不就是活脱脱一个“条”吗？条戎分布在这些山川之间是再妥帖不过了。何况在这些条之间，就夹着一个大盂镇。而这个大盂镇也曾经是盂县的前生，而盂县的前生竟然就叫仇犹，或叫仇由。难道晋穆侯就是在这里打得条戎吗？吃了大败仗，一气之下，给自己的太子起名字为姬仇。而也正是因为晋穆侯的儿子叫仇，这仇后来还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晋文侯，所以此地才被人们称之为仇犹，翻译过来不就是“如同是仇”？或者是“仇的根由”？原来，古老的仇犹国，一直在用这么婉转的方式提醒我们是这时候与晋国结下的梁子，即使后来这部分条戎迁居到了现在的盂县，并以仇犹国的面目出现，也还是改变不了自己的命运。公元前457年，仇犹国最终还是被自己的老冤家晋国所灭，这不是仇，是什么？不要以为把仇犹，读为“qiú犹”，就会把仇恨抹杀。再怎么“qiú”，那也是一段仇！看来，晋穆侯给儿子起名字，绝对是以定国策的标准来命名的。
晋穆侯让大儿子把此仇铭记下来的同时，他也一直在寻找挽回颓势的一切机会。果然，晋穆侯就最早先来千亩坪搞了一个突然袭击，打了一个“千亩之战”，而且，还打了个胜仗。
《史记·晋世家》中，太史公记载了这么一条信息：晋穆侯“十年，伐千亩有功，生少子，名曰成师”。是说公元前802年，晋穆侯曾经讨伐过千亩之地，打了胜仗，在天子面前立了功，得胜还朝之际，夫人恰好给自己生了一个儿子，双喜临门，一高兴，就给这个儿子起了个名字叫成师。
反正周宣王已经将千亩籍田放弃了，这么多年，籍田仪式也不搞了，田地是荒芜了，还是一直有人种着？如果种着，这一千亩地的收成是不是也一直没着落呢？以此为借口，晋穆侯对千亩发起进攻，好像也说得过去。不管怎么样，晋穆侯都能在千亩之地打胜仗了，如果天子御驾亲征，再收拾一回千亩之地的姜戎，应该也不成问题。
征服征服，就这样将他征服。
唉，唤醒沉睡的灵魂，绝不能靠亲吻，猛击一掌，有时候都无济于事啊！
终于，又一次千亩之战爆发了。
清华简《系年》载：宣王“立卅又九年，戎乃大败周师于千亩。”《史记·周本纪》记载：宣王“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这是公元前789年的一场大战，司马迁这一记载的依据是《国语·周语上》，这一战中，周宣王不仅是战败的一方，“丧南国之师”，即使是周宣王也身处险境，面临不测。《史记·赵世家》载：“自造父已下六世至奄父，曰公仲，周宣王时伐戎，为御。及千亩战，奄父脱宣王。”是啊，造父是周穆王的御驾，造父的六世孙奄父，又是周宣王的御驾，而且在千亩之战中，要不是奄父御驾有术，后果恐怕不堪设想。奄父生赵叔带，赵叔带是回到晋国封地赵城的赵家第一人，是赵氏始祖，谁能想到这个在千亩之战中救过周宣王之命的车把式的后代，最终会成为千亩之地的主人，三家分晋的急先锋赵国之君呢？
我们决不能低估这次千亩之战的失败给周王朝以及晋国的负面影响。据《晋国史纲要》记载，晋国在晋穆侯时迁都。如果是在这次千亩之战后而迁的都，那么，完全可以推出这次战争的失利直接给晋国带来了灭顶之灾，以至于不得不离开已苦心经营了二百四十多年的国都，而迁往现在的翼城。雪上加霜的是千亩之战四年之后，晋穆侯去世。其弟殇叔自立为君，史称晋殇叔。太子姬仇出国逃亡。晋殇叔三年，周宣王被杜伯的冤魂一箭射中心脏而亡，其子周幽王姬宫湦继位。晋殇叔四年（公元前781年），太子仇率领其同党袭击晋殇叔而自立为君，是为晋文侯。晋文侯十年（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等攻下西周都城，杀死周幽王，西周从此灭亡，进入二十一年隐秘的二王并立时代。距离周宣王不籍千亩也就六十年，而距离周宣王的千亩之战才二十年，一个王朝的土崩瓦解，何至如此迅忽？而晋文侯袭杀周携王，又拥周平王东迁，这也是功高至伟的业绩，何以在他的身后爆发了长达六十七年的“曲沃代翼”事件，其弟弟成师一支小宗，最终将哥哥姬仇一支大宗，全部消灭干净，晋国才走上了春秋争霸的道路？这不发人深思吗？
历史上对千亩之战大都说不清，最大的困惑当是不能确定千亩之地望。
有人说，千亩在京畿之地，镐、丰附近。这怎么可能？就是借一百个胆儿给晋穆侯，他也不敢率军队到京城附近讨伐吧？“京畿附近说”，绝对是西晋、唐朝在京城东郊举行籍田仪式之后，给后世留下的一个错觉。
杜预在《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千亩之战”的时候，就注释为“西河界休县南，有地名千亩。”由此，就有人说在今天的介休县南，甚至还有人解读为是在今天的山西万荣、闻喜一带，其实，这些地方都和周武王当初建立“帝籍千亩”的初衷并不相符。帝籍千亩，如果只是井田制的一部分，那么，遍布全国各地的社稷坛就足够了，何必要千亩呢？《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夜不能寐。周公旦问原因，武王认为，纣王虽死，天下未定，监视商民，任重道远。最主要的是清华简《系年》第一章写的“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这“克反商邑，敷政天下”的帝籍功能，在远离华北平原的西河、河东地区，怎么可能？
同样道理，侯马就在晋国都城身边，也不具备监视商民的便利条件。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岳阳县，也就是今山西安泽县境内，因为县北九十里有千亩原。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山西·千亩原》说：“县北九十里。《左传·桓二年》‘晋穆侯夫人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亩之战生，命之曰成师’，盖晋侯尝破狄于是原也，今原下为沁水所经。”唐《元和郡县志》卷十五岳阳县条目下说：“千亩原在县北九十里，周回四十里。”难道说，周朝的亩制都大到千亩等于“周回四十里”了吗？牵强附会之说，不足道也。
千亩在山西，这几乎没有任何异议。但在山西什么地方，由于人们对《史记》《左传》注解中“西河界休县”的误读，时至今日，就连这些地方的人们，仍对千亩之地望也是不知所云，更是不知所踪。
排除各种可能，阳泉千亩坪上的这块千亩之地，三千年来，一直称之为千亩，或千亩坪，当是周武王钦定帝籍千亩无疑！在此戎狄交会之地，在此监观商王之地，在此王次河朔之地，在此千亩坺壤之地，必是千亩之战之地无疑。地望在此，就像太原一样，有什么可疑惑的呢？何况还有一千五百年前的《关胜诵德碑记》佐证，千亩在此，诸神退位吧！
千亩立，西周立；千亩盛，西周盛；千亩衰，西周衰；千亩亡，西周也亡。周幽王虽然停止了料民措施，可他更是将西周王朝直接送进了历史博物馆。一块地，一个王朝，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无穷的。
帝籍千亩的历史，再也返不回去了，可千亩坪的未来，好像才刚刚绘制出蓝图，美好的明天，不应该辱没先人与贤人，美好的明天，更应该有更加美好的千亩画卷。
千亩，是西周的根儿，也是千百年来华夏农耕文明敷政天下的根儿。把千亩坪这块“千亩籍田”名之曰“天下第一地”，当之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