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修·李普曼是当代美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是儿童哲学的创始人，被誉为“儿童哲学之父”，他一直致力于提高儿童的批判思维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关注如何把哲学课程引进儿童的生活之中。
为了批判思维能力的培养，李普曼特设了一门课程——儿童哲学。中国有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传统的教育有其自己的特点：注重对基础知识的教授，对书本知识的死记硬背。
强调严格的师道尊严，学生对教师权威的绝对服从等等。这样的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大多数不善于独立思考、缺乏丰富的想象力、缺乏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不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和观点、不能尊重他人意见。
总之，中国学生的哲学素养整体不高。
不论是素质教育还是“新课程改革”，其目的之一也在于纠正这一弊端。儿童哲学教育便是治愈这一弊病的良药。
另一方面，儿童哲学教育能够调整儿童教育之哲学与心理学的失衡。对于儿童的研究，从非严格意义上可以分为哲学研究与心理学研究，前者包括儿童哲学和儿童人类学；后者包括儿童发展和儿童心理学。
从目前的研究情况来看，高等院校开设的课程以及儿童教育专家的理论成果中，多数研究偏重于心理方面，而忽视了哲学方面。儿童在受教育群体中所占比例最大。
从整个教育体系的角度来看，儿童教育是基础性教育，是最为重要的教育阶段，对于整个社会，甚至整个国家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从个体一生的发展来看，儿童阶段的教育是人一生发展的奠基石，它往往直接影响了个体发展的方向。
因此，对儿童的研究要做到全面，避免上述哲学和心理学的失衡。
儿童哲学的诞生无疑给传统教育带来了猛烈的冲击，它肯定了儿童在探究学习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对儿童独立思考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主张通过哲学教室里的群体探究和哲学对话的方式实现“思考自我”的终极教育目的，建立平等的师生关系、多向互动的新型教学模式。这对于我国提倡素质教育，批判重知识轻能力的应试教育，完善基础教育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
（一）高度重视儿童哲学教育的独特教育价值
自20世纪70年代儿童哲学教育创建以来，儿童哲学教育的影响已经逐渐从美国向全球范围内扩展。儿童哲学教育的教材已经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文字，在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使用，儿童哲学教育机构也遍布全球。
儿童哲学教育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除了它本身能够卓有成效地发展思维的独特魅力之外，便是它一开始推广实验的民族化和地域化特征就受到高度的重视。
我国1997年引进儿童哲学教育思想，同年我国开始正式实施素质教育的计划。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素质教育已经成为上至教育部、下至教师学生的带有全国性的一次教育改革模式。
然而，儿童哲学教育却只是少数专家学者研究的问题，也只是少数实验学校开展的实验课程。
实际上，深入解读儿童哲学教育思想，挖掘儿童哲学教育背后的内涵我们才会发现，儿童哲学教育不啻为解决我国如何正确开展素质教育问题的切实可行的路径。
儿童哲学教育培养儿童的独立思考能力的内涵与素质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核心相契合，也可以说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应该高度重视李普曼儿童哲学教育思想的独特教育价值，借鉴和吸收有利于我国素质教育发展的合理因素，逐步挖掘儿童哲学教育的深刻思想精髓，将其纳入我国素质教育的进程中去。
（二）积极开发儿童哲学教育的本土化教材
自1997年我国首次引进儿童哲学以来，儿童哲学课程引起了相当一部分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并且开展了儿童哲学理论和实践的相关研究和探索。
理论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对李普曼儿童哲学教育思想的简要介绍，实践方面的探索主要则是对儿童哲学课程的开设以及校本教材的开发。
中国儿童哲学课程的实践呈现出一大特点，不论是云南昆明铁路南站小学还是上海杨浦区六一小学，还是其他尝试开设儿童哲学课程的实验学校，他们使用的教材都是学校自主研发的校本教材，几乎没有一所学校使用美国“儿童哲学促进研究所”开发的“IAPC”版教材。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IAPC”版教材自1997年第一次出版者后便没有再版，这些教材几乎已经在市场上脱销，各实验学校很难搜集到这方面的资料。
另一方面，大多数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认为“IAPC”版教材是美国学生的本土化教材，它适合在北美环境中生活的学生使用学习，由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以及学生认识思维方式的差别，这套教材并不适合中国的学生使用。
儿童哲学教材本土化的发展要建立在对“IAPC”版教材的深入研究之上。“IAPC”版教材已经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全球范围内的50多个国家流行使用。
在美国5000多所中小学的教学中收到良好的效果。这足以说明该套教材内容编排的合理性、教学方法的科学性。
儿童哲学能够在其他国家流行使用，在中国为什么不行呢？国内从来没有学者对“IAPC”版教材进行过详尽深入的分析，何以得出这套教材不适合中国的儿童呢？对于儿童哲学教育的引进，不妨先从使用“IAPC”版教材开始着手。
儿童哲学教材的本土化不能因中国的传统而抹杀掉儿童哲学原有的基本要素，需要两者进行适当的调试。
校本教材的开发需要建立在对“IAPC”版教材的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吸收李普曼编写儿童哲学系列小说的宝贵经验，借鉴其内容和结构的布局编排，由专门的教材编写专家来组织进行，力求开发出来的校本教材能取得同样的教学效果。
另外，横向的同级学校之间、纵向的相邻学校之间都要进行教材开发以及开设儿童哲学课程的经验交流，以确保我国的儿童哲学教育能够成为贯穿幼儿园到高中阶段的一项课程，使哲学对于学生的影响成为一个连续的、延伸的过程。
儿童哲学教材本土化的发展还要注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紧密结合。中国的传统哲学源远流长，主要涉及人生哲学和伦理学的内容。
中国的传统哲学注重的是对人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讲求体验、顿悟、修身、养性；西方哲学偏重于审慎的思维能力和逻辑分析能力。
如果能够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那么培养出来的就是有修养的理性人。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能够成为孕育儿童哲学的肥沃土壤，远古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名人事迹皆可作为儿童哲学的载体。
儿童哲学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部分，才更容易为大众所接受。
（三）重视专职儿童哲学教师的培养
教师作为儿童哲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儿童哲学课程开设的过程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我国儿童哲学教学实践中，担任哲学课程教学的老师多数是语文老师或者思想品德老师，他们除了在学校接触了些许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东西以外，很少再有机会接触哲学，这也导致了这些担任儿童哲学课的老师他们本身的哲学素养就有待提高。
我国引进儿童哲学的时间相对较晚，儿童哲学教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这就更需要一批高素质的儿童哲学教师为儿童哲学教育的发展助力前进。
儿童哲学普及首先有赖于教师在教育观念方面做出积极地调整与变革。培养儿童的批判性思维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不仅仅要依靠专门设置的儿童哲学课程。
学校教育中的其他教育活动同样可以成为优质的儿童哲学教育资源，这就需要教师能够认识到教育活动的相互渗透的特点，注意从全方位挖掘促进学生自主探究、积极思考的隐性课程。
其次，担任儿童哲学教学任务的老师要接受专门的培训。我国现阶段还没有像美国“儿童哲学促进研究所”一样的机构专门从事儿童哲学教师的培训工作。
这一任务完全可以由大学的哲学院系来承担。目前对于儿童哲学教育进行研究的学者几乎全部来自教育界，哲学界对儿童哲学的发展似乎兴趣不大。
建立实验学校与大学哲学院系之间的合作一方面可以为儿童哲学课程培养更高水平的儿童哲学教师，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途径引起哲学界对儿童哲学的重视，深化儿童哲学建立和发展的哲学基础，为儿童哲学的发展提供更为强大的保障。
反过来，儿童哲学的存在对于哲学院系自身的发展也提供了新的可能，注入了新鲜的能量，实现了一种双赢的结果。
来源：极木育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