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山上客要来
公元一千九百三十八年，素以封闭宁静著称的湘西山城沅陵，热闹开了。来来往往的车辆和南腔北调的人，天天都在增多。街上不断有人游行和演出，号召民众抗日和为伤兵医院募捐。隔三差五，也可见到将捕获到的汉奸间谍，游街示众后押到河边枪决的场面。
与凤凰山隔江相望的县城
3月份，湖南省政府成立湘西行署，衙门设在沅陵考棚街。“湘西王”陈渠珍出任主任，他的旧部纷纷从湘西各县涌到沅陵接受改编。县城到处都是兵不兵、匪不匪的丘八老爷，闹哄哄的片刻不得安宁。全国各地逃难到沅陵的机关和人员也一天比一天多，他们为吃的、为住的，不时有口角和斗殴发生。整个城市秩序，突然变得混乱起来。驻防沅陵的辰沅师管区司令兼沅陵警备司令孙常均，这些日子一直为日渐复杂的社会情况感到头疼。
一天早上，他正准备出门过河到太常村去巡视。这段日子，太常村正在大兴土木，修建房舍。下个月，省政府机关全体人马就将从长沙搬迁到这里，以避日军的攻击。
他刚要出门，长沙来了长途电话。 电话是湖南省保安司令打来的，命令他马上选择一处幽静、安全、利于保卫的地方，整理出来，做软禁张学良之用。
“张学良要押来沅陵软禁？”孙常均心里一颤。“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就一直销声匿迹，仿佛从人间蒸发了，想不到却会到沅陵来。孙常均此时竟有目瞪口呆的感觉。虽然张学良在国人心中是个了不起的英雄，但是他对张学良，却是好奇多余敬佩。
凤凰山通向沅水河岸的小路
放下电话，孙常均取消了去太常村的巡视，直接赶到考棚街行署衙门面见陈渠珍，向他报告。陈渠珍尽管是湘西王，有权有势，在湘西地盘上，天王老子也不怕，但对这件事也不敢掉以轻心，即刻找人商议，把软禁张学良的地方选在了凤凰山。
凤凰山在沅水南岸，距市区两公里，和沅陵县城一水之隔。它是一座临江凸起的山峰，海拔两百来米，面积近一平方公里。临江面是陡峭的石壁，其余三面，连着起伏的小丘。整个山形，犹如凤凰展翅，因此得名凤凰山。山上有一座建于明朝的寺庙，叫凤凰寺。凤凰寺古木参天，香火鼎盛，自古以来，就是沅陵城近郊的一处游玩胜地。清代邑人张志遥有一首《凤凰山》写道：
晴峰飘渺出云端，
野径迂回绕曲栏；
人向绿杨深处去，
隔江指点画中看。
这首诗，仿佛一幅水墨画，绘出了雨后初晴的凤凰山春景，有青山，有白云，有石板小路，有雕梁曲栏，有绿杨，有游人，有动有静，美不胜收。
但是这一切，今天在孙常均的眼里，没有任何可值得欣赏的。他急着要做的是赶人封山。从陈渠珍那里出来，他即刻带着警备司令部的一群人，乘船过江，登上凤凰山，先是把凤凰寺里借住的避难人员统统赶走，然后找到主持红莲和尚，要他让出寺庙。红莲和尚问理由，孙常均说：“这是秘密，怎么能告诉你呢。你们先搬出去，住的地方去找县里的佛教协会，他们会安排的。这里事完后你们再回来。”
红莲和尚同意搬出去，但请求自己一个人留下来照应佛事。孙常均想了想，同意了他的请求，但是和他约法三章，不许将山上看到的一切向外传说。
“这个自然。出家人修心就是修口，孙司令大可放心。”
“最好是这样，否则，真闹出什么事来，佛祖恐怕也难保你。”
办完庙里的事，孙常均又马不停蹄地赶到山下，一面租借民房，一面告示山下百姓，从即日起，凤凰山实行军事封锁，一律不许上山放牧和砍柴、采果。第二天，他又雇来劳力，对上山的岩板路和寺庙里的房子，进行了一遍整修。直到认为万无一失了，才轻松地喘出一口长气。
为看守张学良修建的凤凰山碉堡
大鹏有志愁难展
张学良是下午抵达沅陵的。和他同来的有他的夫人于凤至。蒋介石对张学良的“安全”十分重视，每到一地，都是重兵守卫，闲杂人等不许靠近。押解张学良的，共有200多人，其中40人是 “军事委员会”的便衣队，队长刘乙光，副队长许建业。另有160余人是宪兵八团七连，连长童鹤。他们的武器配备十分精良，清一色的快慢机、勃朗宁和美式卡宾枪。这些公开的武装力量，只是张学良的近身“保镖”，他们在山上修筑明碉暗堡，负责张学良驻地周围的武装守卫。
军事委员会和军统局还指派从上海退出来在沅陵待命的军统高级头目黄家持担任沅陵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军统局也在沅陵设立了办事处，直接插手地方一些重点部位的工作，如邮电检查所、警察局侦缉队等单位任负责人，都由军统的人负责，以加强对张学良的监视。
张学良到了沅陵，地方上的一些要人想去拜会，都被哨兵挡了回来，孙常均也不例外。
这年6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到沅陵视察，下榻在陈渠珍的公馆。他和张学良私交很好，一天会后，打算到凤凰山上去看望张学良。
“哪些人同去？” 陈渠珍问。
“这是私人会晤，其他人就不要告诉了。你给安排两个人做向导就行。”
陈渠珍遵照指示，让副官给张治中做向导，张治中又从自己的随员中挑了两个人，一行四人，便装出了陈公馆，在码头租到一条小划子，渡江来到凤凰山下。
凤凰山警卫森严，张治中此来，又没事先打招呼，岗哨不让上山。刘乙光得到报告，亲自跑到江边，才把张治中一行接上山去。
囚禁张学良的凤凰寺
张学良自到沅陵以来，这还是第一次有人获准上山看望他，况且又是多年的私交好友，自然非常高兴。二人在他的卧室兼书房的小木屋里谈了足足一个多时辰。应张学良的要求，张治中向他详细地介绍了当前的抗战形势。对不利的抗战局面，张学良表现得忧心冲冲，他说：“我身为军人，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蒋先生如果让我出去，当营长、团长都行，只要能带兵上前线杀敌，我不在乎官衔高低！”
“要蒋先生改变主意恐怕很难。”“这个我知道。去年7月，在奉化，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他让我去前线，快一年了，也没有回音。”张学良说，“不过我还是要争取。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怎能忘得了九一八！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某人到哪里去了？文白，汉卿今日再写一封信，请你代呈蒋先生。”
说罢，张学良即刻铺笺引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请缨书，写完后又重抄了一份，他告诉张治中，抄件是要交给刘乙光，请他通过戴笠呈送蒋介石，希望能得到蒋介石的重视。
交谈结束，张治中告辞，张学良送他出凤凰寺，看见他的一个随员带有照相机，就说：“文白，我们照张相留念吧。”
“好啊，这寺门做背景挺不错。”两人在寺门口并排而站，照下了张学良在沅陵凤凰山的唯一一张照片。
送走张治中，张学良在渴盼中等候着蒋介石对他请缨抗日的反应。但是一切都没有改变，日子还是照着老样子在一天天的流失。他不止一次问过刘乙光，是不是把给蒋先生的信转交戴笠了，刘乙光每次都肯定地回答确实把信交上去了。可是，蒋先生怎么就没有一点动静呢？张学良感到非常郁闷，好几回赵四小姐请他打网球散心，他都借口推脱了。
看守张学良部队在凤凰山上扩凿的生活水源
转眼到了11月，9日这天，戴笠到凤凰山了解张学良的软禁情况，张学良自然问起那封信的事，戴笠说，刘乙光确实把信上交他了，他也已经把信面呈蒋先生。
“蒋先生态度如何？”
“蒋先生未置可否，只是让我带一句话给你。”
“什么话？”
“劝你好好读书。”
“读书读书，这几年我读书，研究明史，都当得明史专家了。可叹偌大个国家，除了这凤凰山，哪里还放得下一张安稳的书桌。”张学良听了蒋介石的口信，又气又恼，他难奈内心激动，说，“不行，雨农，我还得再给蒋先生写信，烦你辛苦转呈。”
张学良在书桌边坐下，先打了一会腹稿，待情绪稍微有所平静，才落笔写到：
雨农兄来山，欣闻钧座虽在夙夜辛劳之中，身体精神两健，深为快慰。此非只钧座自身，乃中华民族之幸福也。学良山居如恒，竭力对于知识及身体尽能修养，惟一念及我同志、同胞们在抗战中各能尽其天职，罪孽深重如学良者反安居后方，每一思及，衷心如焚。学良非有所希及，为良心所驱使，谨为陈述。
写完搁笔，张学良长舒一口气，心里轻松许多。他把信封好，交给戴笠说：“雨农啊，再辛苦你一趟。也许这是我给蒋先生最后一次写信了。”“汉卿你放心，信，我是一定面呈蒋先生。你要保重，我们大家都盼着你能早些重获自由，上阵杀敌呢。”
故人相思见不得
这些天，张学良到山下村子里，见家家户户都在忙着打扫卫生，准备物资，原来是春节快到了。他突然想起戴笠已经走了已经四个月，自己的第三封请缨信，蒋先生是该早已见到了，仍然看不到他有所表示，这令张学良对他开始彻底失望，也就不抱重获自由的幻想了。
春节的到来，不但没让张学良的快乐有所增加，反到更增添他心中许多惆怅，虽然还不到40岁，可是鬓发之间，早以霜痕累累。他时常来到寺外的望江楼上，凭栏远眺，遥想抗日前线金戈铁马的壮丽景象，怀念和自己一道发动西安事变，促蒋抗日的杨虎城将军。
自打被蒋介石扣押以来，张学良就和杨虎城失去了联系，这几年，杨虎城的任何消息，他也打听不到，仅仅知道，杨虎城也和自己一样，被蒋介石削了军权，拘禁关押了。杨虎城和蒋介石，没有他张学良和蒋介石那样的私交，对杨虎城，蒋介石可没有对张学良那样客气，他的处境，比张学良要恶劣得多。正是因为这个，就更令张学良为他揪心。这天，他伫立望江亭，极目远望，但见万里碧空之下，群山连绵，生机盎然。想到这一片锦绣河山正在遭受日寇铁蹄的践踏蹂躏，自己报国无门，战友生死不明，不禁感慨万千，口占小诗一首：
万里碧空孤影远，
故人行程路漫漫；
少年鬓发渐渐老，
惟有春风今又还。
回到寺内，心情仍然难以平静，就提笔把口占而成的小诗书写在墙壁上，并在后面署题为《自感遗憾作》。
为张学良挖凿的凤凰山防空洞
四月的一天，张学良正陪赵四小姐在寺后的草坪上打网球，刘乙光拿着一封信过来报告说，戴笠有信来了。
听说戴笠有信来，张学良一怔，赶紧把球拍给赵四小姐，欣喜地腾出手来看信，他以为戴笠捎来了什么好的消息。可是看着看着，他的眉头皱了起来，第一次当着赵四小姐的面骂了一句粗话。
“汉卿，出什么事了？”余凤至陪张学良来沅陵没几天，就到美国治病去了，只留下赵一荻在张学良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这阵子，张学良心情一直很糟糕，今天刚好一点，又不想被戴笠的一封什么来信给破坏了。
“你看看，你看看。”张学良气呼呼地把信往赵四小姐手里塞，“这个鲍文樾，真是混帐透顶！”
赵四小姐把球拍交给卫兵，自己接过信来阅读。原来，戴笠在信里告诉张学良，他原来的部属鲍文樾，投靠汪精卫，当了汉奸，并出任汪伪政权的“河南省主席”。
戴笠要张学良写信给鲍文樾，劝他悬崖勒马，不要认贼作父。“鲍文樾真是软骨头，东北父老的脸让他给丢尽了。”在自己房间里，张学良一面照戴笠的意思给鲍文樾写信，一面骂个不停。赵四小姐怕他气坏了身体，就一边劝，一边翻阅刚送来的报纸，希望能找出一点能让张学良高兴的消息。
说来也巧，还真给她找到了一条这样的消息。当年西安事变时攻打蒋介石下榻处的总指挥刘多荃师长，率东北子弟在前线与日寇拼死搏杀，战绩辉煌，受到民众爱戴。她赶紧把这条消息读给张学良。果然，张学良听了非常高兴，脸上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他把报纸拿过去，将这条消息反反复复看了好多篇，口里还一个劲地念叨“刘多荃，好样的。”
末了，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赶紧又提笔，给刘多荃写信：听说你们打得甚好，弟虽然隐居山中，听了也十分快慰。但是又知鲍文樾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了我们的同胞，谁强占了我们的田园，谁要来灭亡我们！“九一八”的火药气味，他已经忘了么？真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盼望兄等努力抗战，用我们的血洗去这污点，为东北民众争一口气，弟虽林下息影，也少有荣焉。
他把两封信写好，交给刘乙光。此后多日仍闷闷不乐。赵四小姐知道他还在为鲍文樾的事生气，很是替他健康担心，就找到刘乙光，要他想想办法。刘乙光也有些为难，他告诉赵四小姐说，若在往日，还可以请张学良一起到江上去泛舟钓鱼，排遣郁闷，可是眼下不行。因为他接到消息，最近几天，有一股土匪要攻打沅陵县城，下山会不安全。为防备土匪对凤凰山发动进攻，特务队和宪兵连正在抢修工事，积极备战。
“你看这样行不行，” 刘乙光想到一个主意，“备战防匪这件事，我们请将军一起来做，或许能让他从鲍文樾的事情中解脱出来。”
赵四小姐想了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但还是有些担心：“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危险不会有的，土匪真来攻打，我们不会让将军到阵前露面的。”“那就按刘先生说的办吧。”
刘乙光去请张学良参加防匪备战，张学良果然满口答应，他在刘乙光的引导下，对山上山下的工事，进行了仔细的巡视察看。并建议刘乙光仿照古代山战的办法，在山上多多准备擂木滚石，说这比现代武器更能吓跑土匪。刘乙光觉得可行，特务队和宪兵连的士兵也觉得这样好玩，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在山头制高点上准备了大量的擂木滚石。
可是一连几天，土匪并不见来，刘乙光派人下山过河到县里去问情况，才晓得土匪侦知沅陵已有准备，怕吃亏，放弃了攻打沅陵的计划，转而进攻临近的辰溪县去了。
土匪没来，刘乙光大为放心，张学良却觉得有点惋惜。他的擂木滚石阵，没有显出威力，总觉得是个遗憾。为了亲眼见识一回这擂木滚石阵的威力，他要士兵们在山下戒严，不许行人通行，然后亲率十几人，去向山下滚动擂木滚石，一时间，就听山上山下，轰轰隆隆响成一片，沅水不时溅起雪白的浪花。目睹这壮观的场面，张学良和士兵们都开心不已，哈哈大笑。一旁看热闹的赵四小姐，见张学良这样开心，脸上也绽出了灿烂的笑容。
江上渔者几人识
相对而言，张学良在沅陵的活动范围，比他在大陆的其它十来个幽禁之地都要大一些。他除了在凤凰山上古寺周围自由活动，还可以到山下农户家做客，以凤凰山为中心的沅水上下两公里的流域之内，也可以任他泛舟垂钓。
到沅河上垂钓，是张学良囚居沅陵期间的主要消遣活动，他也因此结交了几个渔家朋友。
为保证张学良垂钓时的安全，刘乙光要县里仿照湖南第九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专员戴岳和辰沅师管区司令兼沅陵警备司令部司令孙常均的专船，制作了一艘同样豪华的大船，当时的老百姓称这三只船为“官船”，一般都不敢无故靠近。有民谣说：“官船官船，逍遥好玩，哪个碰上，就有麻烦……”
张学良的这艘“官船”，船体是米黄色的，有一丈八尺多长，六尺宽，船上装有漂亮的顶篷和天蓝色的栏杆，前仓、正仓和卧仓，都铺有绒毯，比戴岳、孙常均“官船”的装饰更为阔绰。每当天气好的时候，这艘豪华的“官船”就从凤凰山下的黄姑庙码头开头，有时逆水而上，驶到城西酉水口的燕子滩尾抛锚，有时又顺流而漂，行到凤凰山下游不远的江心孤岛河涨洲岸边停靠。船上除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还跟有特务队十几个人。刘乙光每次都必登船随行。特务队清一色的快慢机，警卫甚为森严。
给张学良驾船的，是凤凰山下一个叫杨绍泉的渔民。他在刘乙光雇自己为张学良开船以前，就已经和张学良很熟了，张学良经常下山到他家里小坐，和他聊家常。杨绍泉起初很拘谨，跟着士兵称他为司令，张学良就说，我是什么“司令”，你不知道我早就被蒋介石撤职罢官啦？以后再不准你叫我“司令”，就叫我“张老板”，“张老百姓”。不过你可要弄清楚，“张老板”与那个“蒋老板”是不同的，我“张老板”是爱国的。
从此，杨绍泉就喊张学良为张老板。一传十，十传百，沅陵城里的老百姓终于晓得了凤凰山住来的神秘人物是一个姓张的老板。
张学良钓鱼时，杨绍泉就给他讲解沅水里各种鱼的习性以及钓鱼的诀窍，每回张学良都听的入神，与其说是出来钓鱼，不如说是出来听杨绍泉摆龙门阵。有时，杨绍泉把自己的儿子也带着一起出去，张学良就经常把他的儿子提起来扔到水里，让小家伙表演水上功夫。小家伙有时故意买弄，一个猛子半天不出来，让张学良惊吓一番后才远远地浮出水面，逗的张学良哈哈大笑，把船上好吃的东西都奖赏给他。
张学良钓鱼时，还结识了一个沅陵城里买包子的伙计。这个伙计叫李树廉，是个做包子生意的，他的包子店开在县城上南门河码头，一天，来了一个背短枪的人，请他往停在河中的官船上送一筐包子。他战战兢兢的去了，不料船上的老板对他十分客气，付了包子钱后，还留他在船上聊家常，请他抽听子烟、喝名牌酒，吃西餐。知道他有个大儿子在重庆中央军校读书，老板就更是高兴，要他多鼓励儿子奋勇杀敌，报效国家。以后，往这条官船上送包子的活，就让李树廉包下了。时间长了，他才渐渐知道，这个包他包子的老板，就是曾经捉过蒋介石的张学良将军。但在张学良离开沅陵之前，他没敢向外透露一个字，因为每次离开张学良的官船，都有人警告他不许向别人说一个字船上的事，他也知道这不是闹着玩的，所以在老婆面前也没敢失言。后来张学良要离开沅陵时，还特别送给李树廉五十快银元，又给他在重庆中央军校读书的儿子写了一封信，让他转交，大意是鼓励他儿子要不忘国耻，勇敢杀敌之类。
张学良每次钓鱼，所获都不多，对钓起的鱼，也不忍心伤害，就雇人在凤凰寺外挖了一个很大的鱼塘，灌上水，把钓来的鱼都放养在里面。因为他体贴老百姓，每次请人做事，都要付给高出市价的工钱，还要请吃饭、抽烟，在老百姓中传为美谈，都想有机会被他请去做工。挖鱼塘不算小工程，请来的农民连续做了几天，他们为感谢张老板的热情款待，就额外在鱼塘底部的一块大岩石上雕刻了一只长寿龟，献给张学良，祝他长命百岁。虽然谈不上什么工艺，但是张学良很开心，他接受了这个礼物，不过还是坚持另外算价，补给了挖塘农民的工钱。
当地百姓为张学良奉送的神龟礼物
鱼塘挖好后，张学良时常临池赏鱼，山脚渔民知道张老板喜欢养鱼，也就常把网到的没有受伤的鱼拧来要送给他，张学良都坚持付钱给渔民，渔民不要钱，他就不收渔。渔民都说：“这样的好人，哪里见过。”有一次，戴笠来访，问起张学良近来活动情况，他告诉戴笠说：“沅河鱼多，但不好钓。”
戴笠向蒋介石报告时，将张学良原话呈报，蒋介石说：“汉卿不写信了，心里还是想着出来。什么鱼多不好钓，他是在向我伸手要兵权嘛！”不久，蒋介石派人给张学良送来一根美国进口的高级海杆，张学良气得将它扔在一边，一次也没碰过。
刻骨铭心是血仇
一千三百三十九年八月，随着全国各地机关、学校迁来沅陵，沅陵已经成为前线的后方，后方的前线，被纳入了日军轰炸的重点目标。全县开始紧急动员挖掘防空掩体，为了便于疏散，县长王潜恒下令将城墙拆毁。
张学良伫立凤凰山上望江亭，遥望千年古城，人心惶惶，尘土飞扬，文物古迹和古代文明在一同遭受破坏，他的心开始滴血，脸上的肌肉出现痛苦的痉挛。
赵四小姐知道他又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之中。但她实在想不出拿什么话来安慰他。这些年来，他总是这样，每当得知日寇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暴行，他都会痛苦的自责，都会为不能驰骋疆场，杀敌报国而惆怅伤心。
在望江亭内侧的山岩下，刘乙光正在指挥着一些人为张学良挖防空洞。这里的山体是红砂岩，不能爆破，只好一镐一锹的凭人力挖掘。洞已经挖了三天，今天可以竣工了。
赵四小姐为转移他的注意力，挽着他的手臂说：“汉卿，走，看看我们的防空洞挖的怎样了。”
他俩到边时，防空洞刚好完工，刘乙光请二人进去检查。这个洞有一人多高，大约六米见方，可以同时隐藏十来个人，在洞壁下，还留出了一排石沿，可以供人坐歇。张学良看了看，觉得还比较满意。
十八日这天，沅陵上空突然响起尖利刺耳的警报声，刘乙光也得到了日机轰炸沅陵的紧急情报，赶紧命令特务队人员簇拥着张学良和赵四小姐进入防空洞。
不一会儿，就听到日军飞机的轰鸣声在头上响起，紧接着，便是震天动地的爆炸声。解除防空警报响过后，张学良来到望江楼，他看见沅陵县城到处浓烟滚滚，一片火海，眼中泪光盈盈。
“你们大家要记住，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我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血债血偿，替老百姓报仇。”他又转向刘乙光，“你去找个人，在防空洞里刻两个字。”
“刻两个什么字？”
“雪仇！”
第二天，刘乙光就找来山下一个岩匠，在防空洞里的石壁上，刻下了“雪仇”二字。
张学良让人在防空洞里刻下的雪仇二字
大家知道，这两个字不仅刻在了凤凰山，同时也深深地刻进了将军的心里，他一生一世都将永远铭记，不会忘怀。
自此以后，日军对沅陵的轰炸日益加剧，长沙、常德都已经成为抗日最前线。蒋介石电令将张学良从沅陵移禁贵州。
十二月的一天早晨，沅陵气氛骤然紧张。三四百男男女女全副武装的军人，变戏法似地突然出现在凤凰山到沅陵汽车站的沿途，所有路口，一律戒严，禁止通行，汽车站的工人也被隔在站外，不许入内。
十二辆大卡车和八两小轿车，停在站内，静静地等候着开拔的命令。大约8点钟左右，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一行，来到了汽车站。
临上车前，他和赵四小姐再一次深情地环顾了一遍沅陵的山山水水，两人又对视一阵，什么也没说，就携手进了其中的一辆小车。
张学良上了车，所有警戒军人，也在官长一声令下，有条不紊，训练有素地上了各自该上的车辆，整个上车过程不到五分钟就已完毕。
汽车发动了，宪兵连的两辆大卡车打头，中间是那八辆小轿车，紧随轿车之后十辆大卡车，满载着专程来武装转押张学良军的女子“战干团”。
晚年张学良与赵四小姐
张学良从郴州移禁沅陵，并没有“战干团”随行，从沅陵去贵州，让“战干团”加入押运队伍，据说是宋美龄提出的。这“战干团”本是她的一支私人卫队，正要去重庆，刚好与张学良等人同行，宋美龄担心她们受到沿途土匪武装的侵扰，就令她们和押送张学良的队伍一起走，即利于安全，又可以壮大护送声势，使沿途土匪不敢妄生拦车截财之念。
在一片的马达轰鸣声和滚滚烟尘中，张学良结束了他在湘西的囚禁岁月，也在沅陵历史上留下了令人感慨和回忆的一页。
来源：潇湘茶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