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汉服中的宽衣广袖之风。
“盥”的甲骨文
武汉博物馆馆藏的“窃曲纹龙柄四足匜”
古人宽大的衣袖还兼有毛巾、手帕的功能。
古人行拱手礼。
拱手礼示范图。
《韩熙载夜宴图》中的分餐图（局部）。
用天铁铸造的辟邪饰品。
核心提示
纵观我国历史，很早就有和疫情相关的文献记载。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便有“蛊”“疾”等文字的记载，《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意指疠疾在不同季节都有可能暴发，并且有专门的医生来进行诊治。这些史料都表明，中国人很早就对疫病有了初步的了解和认知。
但中国古人的智慧之处在于，他们懂得防疫之重，要以预防为先。中国是礼仪之邦，衣食住行，宴饮坐卧，礼仪无处不在，在古代传统礼仪中，也处处体现着古人的防疫智慧。
“奉匜沃盥” 勤洗手
“勤洗手”是最容易做到、也是预防病毒行之有效的方法。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早在夏商时期，人们为防止疾病的传播，就已经养成了洗手、洗脚等卫生习惯。
洗手在当时称为“盥”（guàn），您看，甲骨文中的“盥”字，就像一只朝下的手伸入水盆中。金文和小篆中的“盥”字表现得就更为形象了，“双手”“水”“皿”组合在一起，像极了双手捧水在盆中清洗的过程。
后来，人们意识到用流动的水洗手、洗脸更加卫生，于是用流水盥洗的器皿，也就应运而生了。
武汉博物馆馆藏有一件春秋时期的“窃曲纹龙柄四足匜（yí）”，这件青铜匜造型似瓢，深腹圜底，前段有流，中部流槽阔长弯曲，后端配有龙形柄，口沿下端饰有精美的窃曲纹，底部则为四只龙形足，俯首曲体承载着器身，看上去魁伟而庄重。
西周时期，洗手上升为祭祀宴飨仪式前必不可少的礼仪，那就是“沃盥之礼”。《礼记·内则》记载：“进盥，少者奉盘，长者奉水，请沃盥，盥卒授巾”，其中“沃”是指持“匜”从上方倒水的过程，“盥”指洗手，“盘”则用来承接弃水，最后侍者递上帕巾擦拭双手。
由此可见“匜”和“盘”是当时人们行“沃盥之礼”的重要礼器组合，以匜倾水、以盘承水，称为“奉匜沃盥”。这种“洗手礼”表达了古人对礼仪文化的重视，也反映了古人们良好的卫生习惯。
广袖掩鼻，遮挡飞沫
中国人防疫大多戴口罩，国外一些地方民众也有戴围巾遮住口鼻的。其实，在中国古代，古人时时刻刻都注意自己的仪态，不让自己流泪流汗流鼻涕时影响他人。
中国是衣冠上国，“汉服”又称汉衣冠，是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开始，至今4000余年，是中华礼仪文化的载体。其特点是上衣下裳、交领右衽、宽衣广袖，其中宽衣广袖的设计，更彰显出古人雍容、庄重的仪态。
古人宽大的衣袖还兼有毛巾、手帕的功能，从流传至今的“掩涕”“掩面”“掩泣”等词语中可以看出，古人的衣袖可以用来拭泪、擦汗、遮面、挡阳等，“掩袖工馋”说的就是一个以袖掩鼻的故事。
古人说话、饮酒时也会习惯性地用广袖遮鼻，这样的行为举止既保持了温文尔雅的仪态，又很大程度地减少了与人沟通交流时飞沫的传播。当然，宽袍广袖于今日已无必要，但古人这种互不相扰、有礼有节的公共意识，的确值得疫情期间的我们学习。
此外，《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表明中国人元代便有使用“口罩”的习惯。
更值得一提的是，古人自称必谦，称人必尊，绝不会高声喧哗大叫，还有“食不语”的礼俗，这些都有利于减轻说话时的飞沫传播。
拱手作揖，保持距离
相较国际通用的握手礼，中国古人传统的拱手礼更悠久，也更有历史底蕴。甲骨文上记录的象形“人”字，就是由拱手的人演化而来。
“拱手礼”也称“作揖”，它源自西周初年周公开创的“周礼”。武王伐纣灭商而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其子周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政权，周公建立了周朝的各项典章制度和礼乐制度，确立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在此之后“拱手礼行于天下”，流传数千年之久。“揖”就是以站立姿势、不用跪拜的礼节。诸子百家先贤们的画像，老子、孔子、孟子、庄子无一不是行着拱手礼。
“拱手礼”的基本动作是两手相拱，在胸前叠合，因古人以左手为敬，一般情况下，行礼时男子右手握拳在内，左手在外，而女子行礼则相反，之后在胸前有节奏地晃动两三下作揖，躬身致意。
古人见面拱手作揖，一般在一米开外，保持一定距离，无形中降低了疾病传染风险，且显得有礼有度。所以，很多礼学专家都认为，拱手礼不仅是最体现中国人文精神的见面礼节，而且也是最恰当的一种交往礼仪。
分餐而食，降低风险
由于防疫的需要，“分餐制”的用餐方式开始被提倡。很多人以为分餐制是西方的礼仪，但其实，我国很早就有分餐而食的传统。
比如，《周礼》记载：“设席之法，先设者皆言筵，后加者为席。”古人席地而坐，筵和席都是宴饮时铺在地上的坐具，筵长、席短。铺设好坐具后，作用类似小餐桌的“案”“几”等分别放置在筵席之上，一人一案，西周时期的贵族按礼仪分开落座、分开进食。
两汉时期，分餐制得以继续传承。在汉墓壁画、画像石和画像砖上，经常可以看到席地而坐、一人一案的宴饮场面。
有些古代的分餐制度为了突出地位的不同，会根据宾客身份，准备规格不同的食物，但也有一些贵族为了表现自己礼贤下士，采取规格相同的食物分餐。
《史记》记载：“孟尝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饭不等，辍食辞去。孟尝君起，自持其饭比之。客惭，自刭。士以此多归孟尝君。”
意思是，有一次，孟尝君和门客吃夜宵，因为有人遮挡了烛光，一位门客认为孟尝君的食物和自己的不同，于是丢下餐具打算离开。孟尝君发现后，起身端来饭菜和这位门客比较。门客发现食物是一样的，羞愧自刎，此后，投奔孟尝君的门客越来越多了。
但据考证，到了北宋，合餐制开始出现，最关键的原因是北宋饮食文化的商业化。食材多元、烹饪样式增多，极大地丰富了宋代餐桌的菜色，教坊酒楼、勾栏瓦舍等公共饮食空间的出现，是中国民众饮食文化的一次重要改革。
从卫生角度看，分餐制确实比合餐制更能降低传染病的传播风险。
古代防疫饰品
为避瘟疫，古人除了正常的药物、隔离、强健体魄等方法治疗防范外，还常戴一些饰品。这些饰品有金属、木质、陶土、玉石等材质，有瑞兽、葫芦、香囊等形态。其用意无非是祛除魔邪，躲避瘟疫，以求健康平安和福寿绵长。
古人用得较多的瑞兽造型是貔貅，传说貔貅的流行与瘟疫有关。貔貅有口无肛，嘴大吃八方，最是招财。不仅如此，据说它还凶猛威武，在天上负责巡视，阻止妖魔鬼怪、瘟疫疾病扰乱天庭。因此，貔貅在招财、避凶、显瑞等众多寓意之外，还有祛病除瘟的寓意，流传至今。古往今来，无论是家庭调节风水，还是防疫辟邪，貔貅成了人们普遍喜爱的造型之一。
麒麟作为一种传统神兽，传说至少可以活2000年，其超强的生命力成了健康长寿的象征。人们相信麒麟能带来幸运和光明，能辟除不祥。古诗有云：“麒麟踏祥云，人间百难消。”说明麒麟可以治病消灾，防御瘟疫，故也是人们常用的摆件和佩戴饰品之一。
从材质上来说，坚硬、名贵的金属、玉石等往往是人们驱邪避瘟的首选。比如西藏的天铁，意为“来自天上的铁”。人们认为，以天铁铸造的各种造型的祈福辟邪饰品具有打通气脉、消除业障等特殊效能，灵验无比，故备受人们的喜爱。
此外，在古代，民间有“戴个香草袋，不怕五虫害”的说法，一般的文人雅士最常佩戴的辟邪物是香囊。可见，香囊不仅是古代的定情信物，还有防病毒的保健作用。
古代疫情的防治与管控
迁走隔离
因为疫病有很大的传染性，因此关于传染源的隔离与管控便很重要。早在秦朝的时候，便有专门用来隔离病患的处所了，在那时被称之为“疠所”。染病的患者应该被立即上报，朝廷便会派医官前来进行诊治或带走隔离。
汉代的时候，也会专门寻找空出来的院子作为隔离场所，将患者与普通民众隔离开来进行医治和防止疫病的传染。
《汉书·平帝纪》：“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
到了后世，相关的疫情防控措施做得更加完善，专门的疫情隔离医治机构也出现了。如在宋朝出现的将理院、明朝的惠民药局等，都是官方为了防治疫情所办的隔离机构。
药物防治
虽然古代医学技术并没有如今先进，但是吃药防治疫情也是他们的重要防疫手段。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不仅记载了疫病的相关内容，还囊括了许多如何防治疫情的药方。
除此之外，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一书中，也记载了一些如辟瘟疫药干散、老君神明白散等防治疫情的方剂。
到了唐代，除了内服方剂进行防治之外，外用的防治手段也多了起来，如沐浴熏香保持身体健康。
净化环境
古代疫情暴发的缘由大多是气候大变如干旱、洪灾，或是战争。而这些因素导致灾后病菌的扩散。除了针对人的疫情防控和管理之外，古人对周遭环境也进行了处理，而这种主要手段便是熏香。通过熏香，不仅能够改变人们周遭环境的气味预防呼吸感染，还能有效地对空气进行消毒。晋代葛洪便提出用雄黄等进行熏香，李时珍甚至提出了蒸汽消毒法，这种方法直到清代都仍在被应用。
“天行时疫传染，凡患疫之家，将病人衣服于甑上蒸过，则一家不染。”
将病人所用的衣物通过蒸汽进行高温消毒，之后全家都不会有染上疫病的后顾之忧。
无论是熏香还是消毒，都涉及了对病菌的消灭。虽然古人没有显微镜，也没有发现病菌这一概念，但实际上早已采取了一系列的针对措施。
除此之外，在治理病患的时候，无论是医者还是其他人也会用面巾遮住自己的口鼻预防感染。
（本版编辑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