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颢是哪个朝代的诗人

程颢是哪个朝代的诗人呢？他的诗歌有什么特点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首先，我们来看看他的代表作《师说·自序·答学校***问卷第一百二十八问的答案是是什么？答案是：不知道。这个答案很明显，就是没有想到。其次，他的诗歌语言朴实无华，不追求华丽辞藻，也不刻意渲染情感，就是简单的的叙述事情，表达自己的感受。所以，他的诗歌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也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思考。

两程故里　　当我站在两程故里，轻轻掀开被尘封的历史时，最先触摸到的就是“两程故里”先被明英宗敕建，后被清帝敕封“学达性天”、“希踪颜孟”、“伊洛渊源”这一页沉甸甸的篇章。

两程故里，座落在嵩县田湖镇的程村。背靠耙耧山，南望九皋浮云，沃野田畴，是一个十分幽静的地方。程颐晚年在这里聚众讲经之余，曾游览山水，在伊水岸边行吟。他在《题陆浑乐游》中，写道：“东郊渐微绿，驱马欣独往。舟萦野渡时，水落春山响。身闲爱物外，趣远偕心偿。归路逐樵歌，日落寒山上”。程颐祖籍在中山博野，也就是今天河北省博野县。在隋唐年间，因逃避五世之乱，曾祖程羽迁河南洛阳履道坊。二程的父亲程珦曾任湖北省黄陂县尉，程颢与程颐先后于1032年、1033年生于父亲任上。程颢曾任京兆府户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及山西晋城、上元(今南京一带)、扶沟县令，熙宁二年(1069)被宋神宗诏为太子中允兼御史里行。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贬做地方官，在洛阳讲学10余年，1085年病卒。程颐比程颢小一岁，52岁以前在洛阳聚众讲学，成为“诲人不倦，学冠濂溪”的洛学首领。由于程颐的名气，因而在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也就是程颢去世的第二年，程颐被任命为崇政殿说书，担任宋哲宗赵煦的老师。在二年的崇政殿讲学中，由于他对朝政“议论褒贬，无所顾避”，引起权臣不满，于1088年不得不回到洛阳，去管理设在洛阳的太学分校。宋哲宗亲政后，把元佑党赶下台，与旧党为伍的程颐，并没因为曾任宋哲宗的老师幸免于难，被放归田里，削职为民。1097年，又被贬到四川涪州，开始了四年的流放生活。到1100年，才被宋徽宗赦免，回到洛阳，“权判西京国子监”，仍然管理太学分校。到1103年4月，已是暮年的程颐又被人参为系奸党推荐做官，著书诽谤朝政。于是宋徽宗收回成命，令人审查他的著作，驱散他的学生。古稀之年程颐只得“迁居龙门之南”，1107年9月，盍然长逝家中，享年75岁。程颐把晚年的归宿地定居在程村，与当时的朝中大臣文彦博的鼎力相助很有关系。可以说，没有文彦博的支持，嵩县的历史上就没有“两程故里”，就没有这一段空前绝后的斯文盛事！　 文彦博何许人也？查宋史，文彦博乃当朝太尉，是皇上常常顾问的人物。1082年，已77岁的文彦博年龄大了，到洛阳做西京留守。据宋史《文彦博传》介绍，“彦博虽穷极富，而平居接物谦下，尊德乐善，如恐不及。其在洛地，洛人邵雍、程颢兄弟皆以道自重，宾接之如布衣交”。程颐想到洛阳城南10公里处的龙门山胜善上方寺旧址去讲学，给文彦博写了一封求地信。文彦博回信说：“先生斯文己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其盛。龙门久荒，虽然葺幽，岂能容之。吾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粮地十顷，谨奉构堂，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不惟启后学之胜迹，亦当代斯文之美事。无为赐价，惟简是凭”。　　程颐对文彦博馈赠的这块地方，实地考察之后，十分满意。当时的程村归鸣皋镇管辖，南望九皋，东临伊水。“鹤鸣九皋，声闻于天”，这些《诗经》中的诗句，给九皋山和鸣皋镇增添了浓浓的文化气息。“青松来风吹古道，绿萝飞花覆烟草”，李白的《鸣皋歌》把九皋山一带写得十分清幽。当时，程颐的另一好友邵雍也在伊川，相距并不太远，讲学之余可以相互走动。于是程颐就在鸣皋建起伊皋书院。　　1126年(靖康元年)，金兵攻陷开封，宋室南迁，伊皋书院被毁。1330年(元至顺六年)，诏封程颢为豫国公，程颐为洛国公，明英宗诏其故居程村为两程故里。并在村东一华里的官道上建起一座刻有“圣旨”二字的石碑坊一座，规定凡路过此处者，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两程故里占地4000平方米，为三进大院，前有棂星门、诚敬门、春风亭、立雪阁，中为道学堂大殿，两侧为“和风甘雨”、“烈日秋霜”厢房。后为启贤大殿，两侧有4座讲堂，石碑林立，古柏参天，俨然一座朝圣殿堂，清康熙皇帝赐匾“学达性天”，德宗皇帝赐匾“伊洛渊源”，慈禧太后赐匾“希踪颜孟”，现悬挂道学堂。　　今天，当我在二程故里徘徊，仿佛看到晚年的程颐常常在讲学之余扶杖外出散步，观耙耧山上苍苍虬柏，望陆浑岭上浮云，听伊水浅吟低唱，构思其思想体系。嵩县这一方天空有幸！陆浑这一方山水有幸！这儿的日月星辰，山川草木，有幸被程颐这位哲人深邃的目光探索过，赋予过哲理的意义，闪耀在他富有哲理的篇章里！　做真御史　　 程颢在40岁以前一直在地方从政。观其从政的历史，可称道的方面有二：一是爱民如子。关于爱民如子故事，有一个细节特别应提及。据记载，程颢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在自己办公的地方写上：“视民如伤”四个字，作为座右铭，时时对照，事事检查。程颢常说：“颢常愧此四字”。二是从政不忘教化。程颢政绩十分显著。他在今山西省晋城任县令时，由于治理有方，“邑几万室，三年之间，无强盗及斗殴者”。然而，他在晋城的最大功绩还是致力于教育。当时晋城教育不发达，乡民们不知学习为何物。程颢重视办学，使诸乡皆有校，闲暇时遇到儿童读书“还亲为句读”。他选择学生中优秀者集中教育，重点培养，十几年后，晋城县穿儒生衣服者已达几百人，登科者十余人，一改当地“朴陋”的风俗。　　程颢从政的辉煌时期是在朝廷任职。程颢原在地方作官，由于政绩突出，1069年被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被宋神宗任为监察御史里行，相当于今天监察部的官员。当时程颢四十岁左右，正值盛年，出入于皇宫之中，是一生的辉煌时期，也是他发挥治世之才，试图用自己的思想和学说影响朝政的时期。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程颢时，问程颢“何以为御史？”意思想考问一下他如何干好这个御史。程颢从容答道：“使臣拾遗补缺，裨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程颢这段话是说：我虽然当了御史，假如让我对皇上拾遗补缺，看到朝政有什么失误，能够补救，那我乐意干；假若使我专找臣下的毛病，告诉皇上，以换取名声，我则坚决不干。宋神宗听了这话，十分赞赏，认为他懂得做御史的真义。初次见面，给宋神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及至召见二、三次之后，他的渊博学识、政治见解、经国济世之材，更为宋神宗所叹服，遂期以大用。后二人之间的关系以致到了彼此难以离开的程度。史载，宋神宗每次看到程颢将退朝时，便说：“希望你常来啊，我希望常常见到你！”有一次君臣谈论时间太长了，到了宋神宗吃午饭时间，值日官来报皇上该用午缮了，程颢赶紧退出。宫内人见到程颢时说：“御史难道不知皇上尚未进缮吗？”以上事例足见宋神宗对程颢的倚重。　 程颢在御史任上前后进言甚多，从《二程集》中查到的奏章有七篇，涉及内容包括为君、为政之道，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有些论述，今天看来，也有现实意义。　 《上殿札子》是程颢上的第一道奏章，提出了为君之道。程颢提出为君首先要“明善恶、辨忠邪”，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君志先定、有主见，才能不为流俗所惑，任贤勿二，去邪勿疑，达到天下之治。　 在《请修学校尊师取士札子》中，程颢开宗明义提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并指出“宋兴百余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尽美、士人无谦退之节、乡闾无谦廉耻之行、刑虽繁而奸人未止、官员冗而材不足者，此皆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无以讽劝养励之使然耳”。并具体地提出了兴办学校，培养人材的办法。　　在《论养贤札子》中，程颢提出当代“皆知得贤则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贤之道也”，尽而提出了“致贤”的良方，类似今天专家智囊团的参谋咨询制度，“凡有政治委之详定”，而不是皇上一人独断，这在封建社会可谓真知灼见。程颢反对王安石激进的改革，反对王安石推行新法，成为历史上的一桩“公案”，对此，亦应作具体分析。程颢生活在北宋时期，其时代的主要特征是土地自由买卖制取代了均田制。由于赵宋王朝实行“不抑兼并”的政策，使豪民占田不知其数，宋代官员也用随意购买土地的方式成为大小地主。社会出现了“积贫”、“积弱”现象。从1043年开始，宋朝统治集团中的有识之士，兴起了一场变法改革的运动。王安石变法的宗旨是富国强兵，包括推行均田法、青苗法、募役法、将兵法、保甲法。二程在政治上虽然是王安石***的反对派，但并不反对新法，程颢初期还参加了王安石的变法运动。　 程颢正是看到了新法有抑配和重息的弊端，主张行仁义以变法，反对王安石以“兴起功利”为宗旨的变法措施，并以敏锐的眼光，看到了在官制、土地制度、役法、兵制等问题上存在的弊端，主张改除之。尤其是保护山林，以防自然之物耗竭，提出了自然资源永续利用的主张。　　宋神宗由于力主改革，支持王安石推行变法，因而对程颢的变法措施便不能不束之高阁、冷处理了。道不同不相为谋。程颢作为一梗直之士，既然不被重用，便上书神宗要求外调任职。宋神宗十分爱才，不忍心放程颢外任，程颢上书几次，并当面要求十几次，皆不准，无奈之下，程颢带领全家人到宋神宗面前请罪，没办法，宋神宗只好调任程颢为京西路提点刑狱。程颢听说宋神宗任命了这么一个官职，便赶紧上书说，皇上你怎么搞颠倒了，我本来是有罪之人，本应受到处罚，怎么反而提升了呢？表示坚辞不受。无奈，宋神宗只好改任程颢为镇宁军节度判官事，相当于军中的幕僚人员。程颢这才去上任了。后来程颢回到洛阳聚众讲学，宋神宗还十分惦念他，遇到洛阳去的大臣，还时常询问程颢的情况，足见宋神宗对程颢的眷念之情。　　程颢任监察御史里行，仅仅干了二年，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被罢归故里，回到洛阳，专心从事讲学，从四十岁到五十四岁，这是他一生专门讲学的时期。史载“熙丰五年，先生(颢)僦居洛阳城殆十余年，与弟从容亲庭，日以读书讲学为事，士大夫从游者盈门。自是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1085年6月15日，程颢在洛阳家中病逝，享年54岁，死后葬于今伊川县。

皇帝侍讲

“幼有高识，非礼不动”，程颐有很高的政治报负。皇佑二年，十八岁的程颐上书仁宗皇帝“劝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十八岁时的程颐，真有初生牛犊不怕虎之豪气，敢于规劝皇上，并要皇上召见，陈述所学。结果不被仁宗重视。今天，我们翻开程颐文集，《上仁宗皇帝书》，名列卷首，细细读来，真不失为一篇经国治世之文：“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在这篇文章中，程颐交待了自己的家世：高祖羽，在赵匡义朝为官60余年，先为县令，因偶然一次进言，被太祖赵匡义晋升为兵部侍郎。程颐的曾祖希振，继承了高祖的官位，祖父煜也做了朝中大臣。父亲程珦又蒙皇恩，当了国子监博士。这样算来，程颐一家四世为官，达一百多年，也算是官宦世家。程颐的宏论并未被宋仁宗所尝识，尽管程颐在上书中曾自比“诸葛亮”，然而并未引来当朝皇上的垂爱，无奈之中，程颐便前往京师闲游太学。太学，是当时的最高学府。程颐期望在太学内施展才华，显露学识。当时胡翼之在太学主持讲学，常常用“颜之所好何学”为题来测试学生。程颐也试着做了一篇，胡翼之阅卷之后，对程颐的见解十分惊服并亲自接见了他，聘为老师。从此之后，四方之士，都来听程颐讲学。元丰八年，程颐受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和西京留守韩公绛的推荐，先任汝州团练推官、西京国子监教授。元佑元年三月，到京师，任秘书省校书郎，后又任崇政殿说书，当哲宗皇帝的老师。程颐先是以“学不足不愿任”几次辞职不被接受，无奈之下只好从命，并上书皇帝，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皇上正值盛年，应选择道德高尚之人，陈说道义，以涵养气质，薰陶德性；二是宫中内侍人员，应选择老成厚重之人，不使皇上接触侈靡之物，浅俗之言。三是应使讲官坐讲，以培养皇上尊儒重道之心。程颐并且申明，如上述三条可行，则就职，否则恕不从命。结果三条一一照准，程颐便做了宋哲宗的老师。过去皇上的老师是站着讲，皇上坐着听。大约从程颐开始，变成老师坐着讲了。程颐给皇上讲课，态度十分认真，每当讲课的前一天，便沐浴、更衣、潜思存诚，希望能感动皇上。而在讲解之时，常常于文义之中挖掘阐发，反复推理，以求启发皇上。由于程颐学识渊博，往往从片言中生发大义，因而使闻者叹服，连哲宗亦点头称赞。程颐在皇上面前讲课，庄重严肃，态度不卑不亢。有一次皇上有病，他问了病情之后就出来了。而太师文彦博侍立在皇上面前，终日不敢懈怠。连年幼的哲宗也感到过意不去，让文彦博下去休息，而文彦博却不肯休息。有人问程颐，如何看待文彦博对皇上的恭敬之态？程颐说：文彦博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程颐的意思是说，他文彦博是四朝元老，事幼主不恭敬怕还不行，我以百姓身份来当皇上老师，不自尊也不行。表现了人格的独立、自尊。这一点在封建社会皇权至上的时代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程颐的主要职责是给皇帝讲书，但他却以天下自任，议论褒贬无所顾避。结果也得罪了不少人，树起了政敌。当程颐听说皇帝的后苑中用金制水桶，程颐便感到太奢侈了，向皇上建言应禁用。有人说，宫中一向都是用金制水桶，从崇庆年间就开始了。程颐说，不管从何时开始，只要目前皇上所用，我就不敢不谏。后来，果然因为议论无所顾忌而得罪了朝中大臣，被放还田里。程颐在皇上跟前讲书，生活一直是清贫的。刚入朝时不便提俸禄之事。还是后来被其他大臣知道后，让户部给他发的俸禄。　　程颐一生，历尽坎坷。他在崇政殿讲书不过一年多时间，后半生随政治风云几经沉浮。据记载，导致程颐罢归田里的原本是一件小事。有一次程颐上殿讲书，刚好遇上皇上得了疮疹，不能听讲。先生退殿后，到宰臣处问皇上不到殿听讲你们知道不知道？宰臣们回答说：“不知道”。程颐说：“皇上有病不能到殿听讲，太皇太后就不能单独到殿，太皇太后到殿独坐，是与礼节不符的。况且人主有病而大臣不知，这能说过去吗”？大臣们听了程颐的责问，心中很不高兴。由谏议大夫孔文仲出面，向皇上奏了程颐一本：诬谄程颐“汙下佥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乱，以偿恩仇，致市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大意是说程颐品行低下，原来在民间表现就不好，到皇宫后，利用讲书机会议论朝政，忘记自己的身份，企图干预朝政，还结交权贵大臣，居心不良。把程颐贬得一无是处。皇上看来并不忍心辞去程颐，先是让程颐到西京洛阳管理国子监。让程颐管理国之监，说明皇帝信用。程颐就职后，并未谢恩，反而上奏乞归田里：“臣本布衣，因说书得朝官。今以罪罢，则所授官不当得”。以后程颐又两次上书乞请辞归田里，得不到批准，后来程颐父亲病故，才准予辞官。二年守孝期满后，又任直部秘阁判西京国子监。算是朝中大臣兼管国子监。到了元佑九年，即1094年，当年听程颐讲书的哲宗开始亲政，准备重用程颐，先生再辞不就。到了绍圣四年(1097)，还是这个哲宗，准备起用***人物，推行新法，程颐属于新法反对派，自然受到牵连，被放归田里。并于此年十一月，被流放到四川省的涪陵。正是在涪陵流放期间程颐开始写《伊川易传》。元符三年(1100)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四月程颐恢复宣德郎的职位，又回到洛阳。同年十月，程颐又以通直郎权判西京国子监。这一次程颐倒是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很快到任。他的学生不理解，先生说：“皇上初即位，我即蒙恩得赦，又被任用，不接受皇上任命何以仰承德意？然而我内心不愿意做官，决心已定，到任一月，领了一月奉禄之后，我将仍回到乡下，干我愿意干的事情”。到了崇宁元年(1102)，宋徽宗又开始打击旧党，程颐又一次遭到厄运，所授之官被免，并下诏对程颐言论及著书由监司进行审查，并立“元佑奸党碑”，将程颐列入其中。当时进士马伸前来拜师求学，程颐也不敢接收。程颐曾劝他的弟子们，不要到洛阳造访，免得受到牵连。程颐晚年的处境十分艰难，又得了风痹病，行走十分困难。到了1107年，在75岁这一年的九月十七日去世。当时人们不敢接近程颐，不敢前来送葬，只有最亲近弟子办理丧事。一代理学大师就这样凄凉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伊皋讲学　　　伊皋书院在今天的鸣皋镇。是程颐于1082年所创建。书院座北朝南，上房是讲堂，一边是弟子们居住的地方，一边是程颐居住和著书的地方。院中一棵苍老的古柏，据传为程颐亲手所植。程颐在这里一边聚徒讲学，一边撰写《伊川易传》。程颢也时常来到这里，为弟子们讲学，同程颐探讨，切磋研究理学上的问题。书院建成当在1083年前后，此后除程颐于1086年被任为崇政殿说书和流放四川涪州外，在他逝世前的二十多年间，经常来往于洛阳和鸣皋之间，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因程颐常居伊川著书讲学，故被称为“伊川先生”。据程颐自述，他的著书时间在60岁以后。他说：“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岁以前反复演绎，六十岁以后著书”。可见他所著《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他在60岁以后。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皋书院居住。这就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史料证明《周易程氏传》的撰写和传授大部分时间在伊皋书院。伊皋书院成为二程理学思想孕育和传播的重要场所。　 二程理学　　　二程创立的理学，内容博大精深，涉及到自然科学、政治哲学、人生哲学的诸多方面，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理”具有规律、伦理道德和宇宙本体等诸种内涵。二程着眼于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宇宙的本原和社会的治理等重大问题，创造性地提出天理论的哲学体系，把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沟通天人，联系自然与人生。天理论的提出，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二程理学，其主要内容，包括以下方面：（一）天者理也。“天为万物之祖”，二程把天与理合称，认为天理是独立于人的宇宙精神，是万物存在的依据。程颐强调：“天地之道，万物之理，唯至顺而己。大人所以先天后天而不违者，亦顺乎理而已。”人类的活动要顺应天理，顺应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违背天理。就这一点来说，二程的天理观是合理的。它对于我们今天认识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不能违背自然规律盲目地去所谓改造自然，受到大自然的惩罚，亦有其指导意义。当然，二程把封建统治秩序作为天理加以维护，把皇权作为天理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是其消极的一面。（二）“物物皆有理”。这是二程理学的又一涵义。二程指出：“物理最好玩”，认为认识事物的规律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无物无理，惟恪物可以尽理”。认为规律存在于事物之中，通过格物才能尽理。凡物皆有理，皆有其规律，人们必须通过认识事物来把握事物的规律。（三）理气论。二程把气作为生成万物的材料。指出“生育万物者，乃天之气也”。“万物之始，气化而已”。认为气具有阴阳消长的属性，在阴阳二气一动一静，参差不齐的运动变化中，万物得以生成。二程指出：对气质刚强的人适当加以抑止，对气质柔弱的人则加以扶持，这便可以改变人的气质。（四）性论。二程在中国哲学史上首次提出“性即理”的命题。并论述了性的善恶问题、天命之性与禀受之性以及性气关系问题。尤其二程提出的“性中只有仁义礼智四者”，以人所独有的仁义礼智等道德为性，在他们看来，不如此就不能把人与禽、兽区别开来。（五）辩证法思想。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思想在宋代发展到一个高峰，而二程理学的辩证法思想有完备的体系，在不少方面开宋代辩证法思想之先河，对后世产生较大的影响。能表现二程辩证法思想的，主要有下述论点：1.“万物莫不有对”。程颢说：“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认为宇宙间普遍存在着矛盾对立现象，阴阳、善恶此消彼长是客观的法则。程颐说：“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君子小人之气常停，不可都生君子”。认为善与恶、君子与小人的对立即是人类社会阴阳对立的表现。二程强调“独阴不生，独阳不生”，“无独必有对”。认为单独阴阳都不可能生成万物，万物的生成必须是阴阳的结合。2.“生生之理，自然不息。.......阳已复生，物极必反。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终”。二程提出“变革”的观点，要随时通变，适应新形势。程颐指出：“就事而言，未有不变而能有为者也，大变则大益，小变则小补。”二程主张变革的思想是当时时代潮流的反映，也表现了二程对主张不变的守旧派的批评。3.二程认为变化的过程是一个由微至著，积微小以成高大的过程，因而提倡渐变，反对骤进。这也是针对王安石的急进变法而言的，可见二程并非反对变法，而是在变法方式上强调渐进而已。　　最能体现二程理学思想的是程颐撰写的《伊川易传》。程颐从少年时就向周敦颐学习《周易》，五、六十年中，始终研究《易》学，到晚年成《伊川易传》。《伊川易传》系统地论述了程颐的理学思想，是程朱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其地位与朱熹的《四书集注》同样重要。我们知道，《周易》亦称《易经》，通过八卦形式(象征天、地、雷、电、风、水、山、泽八种自然现象)，推测自然和社会的变化，认为阴阳两种势力的相互作用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提出“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等富有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周易》文字简略，而程颐用自己的理学观点进行解释，使之疏通明畅，洋洋洒洒，十五万言，成为一部阐释《易》学的巨著。　　今天，当我们打开程颐的《伊川易传》，发现六、七百年前程颐阐释的思想，至今也闪耀着不灭的光辉；而当我们分析今天使用的一些语汇或成语的来历时，能从程颐的《伊川易传》中找到答案。例如我们熟悉的成语“吐故纳新”，见于《易传》卷四《鼎》卦，原文为“去故而纳新，泻恶而受美”。意思是从鼎里泻出旧的糟粕，纳受新的美好的东西。引申为在一个机体里清除废料，吸收新鲜养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我们今天十分熟悉的成语，见于《伊川易传》卷三《蹇》卦《象》，原文为“有所未善则改之，无歉于心则加勉”。这些思想经过长期流传，已经成为格言或谚语，甚至在现代生活里还发生重大的作用。至如“天地良心”“诚心诚意”、“修心养性”、“安分守已”、“心安理得”等成语，还往往为人们所引用。　　伊、洛上空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有幸，程颐那深邃的睿智的目光曾长久地注视过，日出日落，月盈月虚，斗转星移，风雪雷电，草木枯荣，都被程颐研究的目光捕捉到了，经过无数次的思索之后，被赋予了哲学的意义：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交而万物化生；日月星辰“往来盈缩”，故能久照；天下之理，未有不动而能恒者矣，动则终而复始，所以恒而不穷；长的自长，减的自减，生中有死，长中有减。一部《伊川易传》，终于在伊皋书院问世，其思想的光辉划破北宋思想界的漫漫长夜，也使伊、洛河为之一亮！　　二程确立的理学不仅代表着宋元明时代文化发展的主流，而且对宋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哲学、政治、伦理、教育、传统理想人格、价值取向和思维等各方面。　　在哲学上，二程把阴阳对立，生生变化不息的辩证法视为理本身具有的内涵和规律，提出了“万物有对，生生之理，自然不息”的观点。　　在政治上，二程提出“格君心之非”，以天理治国的思想成为宋明理学家、士大夫、政治家从政的基本原则，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伦理价值观上，二程“存天理，去人欲”、重义轻利，大公无私的思想，对中华伦理思想，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个人对他人、对国家、民族、社会负责，以天下为己任，重视道义，砥砺气节的积极的一面。　　二程思想通过文化的传播，一代一代流传下来，不但影响到中国现代社会，也对世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当今世界经过工业浪潮的冲击，虽然物质极大丰富了，但一些人精神空虚，道德沦丧，不知道人的价值、人生的意义。为此，近些年来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美国、西欧等国也加强了对二程思想的研究。在新加坡经济起飞的过程中，早期华人中的儒家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近十年来新加坡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把儒家思想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治本之举。理学思想所包含的自律、效忠、为社会服务、敬业、重教精神，是日本及亚洲四小龙创造经济奇迹的重要思想文化因素。二程主张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强调民众与政府之间的协同，注重家庭教育、人际关系和个人修养，有代替宗教的作用。

我在伊皋书院伫立，九百年前的书院显得苍老、苍凉，程颐手植的柏树在无语地述说着书院的变迁。九皋山脚下的伊水只悠悠地向东流去。伊水曾被二程睿智的目光抚爱过，倾听过二程的讲书声，感受过二程在伊水岸边思考时徘徊的足音。这是一条哲理的河！文化的河！“正叔传薪显名伊水”，二程理学在嵩县孕育、发展，使嵩县成为天下文明倡首！二程理学是宋代思想界绽放的两朵奇葩！历史将二程故里安排在嵩县，是嵩县山川的荣耀！是历史对嵩县的垂爱！二程这一笔丰厚的、沉甸甸的历史文化遗产，将为嵩县山水增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