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房产老总建议将1000万元作为遗产税起征点，现在讨论为时尚早
文｜沸雪
编辑｜陈静
最近，在与媒体的直播连线时，中房集团原董事长孟晓苏提出的一个建议，瞬间点燃了评论区。
孟晓苏说：“我们中国，我觉得要能够设定到1000万人民币作为(遗产税)起征点。过了1000万少征一点，真是到了大富大贵的一个人，不征就不应该了，那么应该逐渐提高。”他还进一步指出：“在国外，遗产税的上限有的达到50%甚至60%，有的还更高。我认为，未来对于这些高收入阶层和富裕家庭，需要在适当时候收税。”
大家最近都在忙于年度个人所得税的综合汇算，孟晓苏的言论无疑极大地撩拨了公众的情绪。
在大家都关注的起征点之外，我们仔细解读会发现，孟晓苏的这番话，蕴含着极大信息量。
首要的信息肯定是遗产税作为一项要征收但长期还处于悬而未决状态的税种，如今再一次被提上了两会期间的议题；
其次可以看出，像孟晓苏这样成功的政商学三界权威专家，他对于大富大贵的定义，是以1000万作为门槛的。
遗产税的征收，当然将会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控制贫富差距的工具。但真正的问题可能是，遗产税征收，在现在的中国能落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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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遗产税始征于1598年的荷兰，其后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国相继开征遗产税。
相信许多人对于遗产税也早有耳闻，我们近年来时常听闻高额遗产税的案例。
比如在中国台湾地区，台塑集团的创始人王永庆被称为“台湾的经营之神”。2008年时94岁的他突发疾病，溘然离世。
王永庆生前共留下遗产价值超过600亿元新台币，之前没有提前分配资产。
台湾税务部门最后核定其继承人要缴遗产税119亿元，创下台湾最高遗产税纪录。
整体来看，追溯中国遗产税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前，当时的政府曾在1940年7月1日开征此税。
建国之后，1950年通过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将遗产税作为拟开征的税种之一，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未予开征。
1996年，全国人大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纲要中提出“逐步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不过，直到今天为止，我国并未对遗产继承直接征收遗产税，但继承遗产时，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征收税费，例如继承房屋的要征收契税、交易手续费等。
遗产税之所以迟迟难以落地，是因为遗产税的征收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
征收遗产税的前提，首先是要求国家对公民个人“遗产”有很清晰的界定和掌控，包括公民的婚姻家庭情况、房产、金融资产、公司股权、境外财产，甚至古玩字画珠宝等等在内，都意味着需要在掌控之中。
即便我们现在掌握了大数据工具，这无疑依然是一项巨大的工程投入。因为其不仅需要建立全国联网的体系，更意味着完善这些需长时间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实时的盘点清算。
而且从起征点来看，叠加城乡差距，地域差距会使得这一问题更为复杂。
比如在北京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一套房产动辄是以千万计算。可能家庭的现金流并不算充裕，其主要资产价值是集中在房产上；
我国把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作为分配政策的既定目标，因此中等及以下家庭的遗产赠与不应在课税之列。那么如何征收遗产税，就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国外在征税时，对于地价异常引起的税负加重也是有减除方法的。至于遗产税的免征额和征收比例恐怕要在掌握更全面、更详尽的财产状况后才能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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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看到的是，到现在为止，即便是相对清晰的房产税，征收的落地都面临很多困难，更何况更为复杂的遗产税。
因此，相比关注起征点的门槛，真正重要而未解问题其实大量存在于后续的环节之中。
更为重要的是，在征收之前，我们需要厘清征收遗产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如果是说希望通过其发挥调解贫富差距的作用，那么其实相比之下，有很多能够发挥同等作用的税种同样能够实现这一目的。
而且，对于正如孟晓苏所定义的“大富大贵”阶层来说，他们有非常多的办法和专业人士来帮助他们合理合法地规避遗产税。
这些方法已经在国外的富人中找到很明确的路径。比如设立基金会、家族信托、购买保险等等，这些都能够规避遗产税的作用力。
而我们切换至更为宏观的层面来看，遗产税调节力度的大小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从加大调节力度的角度考虑，设置累进税制且较高的税率体系可能更为合适，但从全球遗产税制的演变趋势来看，若设定过高的税负水平，结果又可能适得其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还会增大资本外逃的风险。
因此，遗产税能不能实现调解贫富差距的初衷，其实还有待商榷。相反，它的征收意味着巨大的税收成本。
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我们争议1000万的门槛，不如进一步推进减税降费，才能更好地将经济发展红利惠及更多的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