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北京郊区的气温徘徊在0摄氏度左右，广阔起伏的黄草地和结了冰的水域，表明很多在北方经营的高尔夫俱乐部已进入封场期。每年12月到次年3月，由于气候条件所限，北京的高尔夫球场均暂时“歇业”，但其中的一家，却向几位业内专家打开了大门，以“寻求转型的建议”。
“与其说是转型，不如说是找出路，因为高尔夫球场想转型实在很难，而且从运营者的角度来说，并不想走这一步。”该俱乐部高层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我们打算扛到底，但也会作更多的准备。”
实际上，“扛”这种状态，已伴随高尔夫球场运营者多年了，从上世纪90年代到现在，国家政策不断收紧，让高尔夫球场在市场和政策交错的空间不断变换着生存方式。但2014年，政策执行的严格程度远超以往，在一片片违规草地被翻出黄土的刹那间，从业者已经嗅到了危机，正如他们早已适应了比市区内低两三摄氏度的气温，冷风过境，依然颤栗。
40倍水费能否启发高尔夫“廉价航空”
触动该俱乐部“转型”神经的，率先是水的问题。
“北京高尔夫球场全年的用水量相当于40万个三口之家一年的用水量。”2011年，中国青年报记者刘世昕曾在对民间环保人士胡勘平的采访中了解到，“一个18个洞的标准高尔夫球场，一年的耗水量是40万～50万立方米。如果按北京有六七十家高尔夫球场的说法估算，北京高尔夫球场全年的耗水量当为三四千万立方米。而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沈大军提供的一个经常被研究者采用的数据是，北京的一个三口之家，年均用水100立方米。”3年后，胡勘平与志愿者对高尔夫球场水资源过度消耗现象的调查得到了“回应”——2014年5月，北京地区高尔夫球场将被纳入特殊用水行业，水费每吨由4元提高到160元。
据媒体统计，目前北京共有球场60家左右，按照18洞标准球场计算，平均年用水量约为35万立方米，之前水费约为每年80万元，调整后水费约在每年5600万元。按照以上水费计算，打球的价格将平均提高至每场3000元。据记者了解，此前，北京市打高尔夫球的价格从每场几百元～2000多元不等，平均价格为每场500元～700元，在水费涨价之后，确实有部分俱乐部对价格进行了调整，以北京国际高尔夫俱乐部为例，最低涨幅为会员价由每场260元上涨为320元，最高为访客假日击球价格由1480元上涨为1600元，而不少俱乐部则表示，“今年受大环境影响，水费飙升，又被课以重税，球场绝对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
“目前国内很多企业，都存在原料一提价就把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情况，高尔夫俱乐部也是一样。”首都体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钟秉枢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如果延续简单把水价增长费用转嫁到消费者身上的思维发展，“就很容易把行业做垮”。如果借鉴发达国家的思路，改进产品结构、降低成本、生产更好的产品以替代原有产品，“在提倡环保节水的背景下，考虑如何降低运营成本、根据现实需要减小场地规模、削减高档服务、增加更平民化的产品”，或许是当前高尔夫运营者可以考虑的问题，“而不是停留在简单的转移”。就像廉价航空的概念，应当让更多人受益，“如果现在本就稀少的普通消费者走了，顶层的消费者会更突出，社会舆论的声音会更大，促使项目被完全砍掉的可能性也更高。毕竟不可能把一个(占有较多资源的)项目做成只有少数人才能参与的项目，更何况高尔夫本不该如此。”
但全国高尔夫俱乐部多数亏损的现状，让多数运营者选择了简单粗暴地应对变化，“水费暂且不论，税收同样高昂，在多重限制的情况下，球场很难做到平民化，羊毛出在羊身上，目前只能继续抬高价格以寻求生计。”某南方地区俱乐部负责人表示，“以后新建球场可能性不大，高尔夫很可能成为稀缺资源，打球费用会越来越高。”
激情年代富裕阶层的消费符号
“上世纪80年代外商来到中国，没什么地方去，所以国内才引进了高尔夫，让外商在闲暇之余能有个地方待。那时的高尔夫，就像当时建造的五星级酒店和国际机场一样，就不是给普通大众准备的。”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前副主任崔志强曾对媒体表示，高尔夫正是在改革开放后招商引资的背景下进入中国的。
业界认为，1984年，由霍英东、郑裕彤等出资创建的中国内地第一个高尔夫球场——中山温泉高尔夫乡村俱乐部对外开放，标志着现代高尔夫球运动在中国的起步，填补了中国高尔夫的空白。“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高尔夫是一个新鲜事物，大家的态度都很盲目。”一位从事球场经营超过20年的业内人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当年国内的高尔夫球场，主要是香港、台湾和日本商人在经营，“内地资金进入很少，参与的人也不多。上世纪90年代初，仅有100多人(不含外商)打球，而现在北京的高尔夫球人口就有近10万人”。
“当时，外商都会看这里有没有球场才会进来。”该业内人士表示，1993年以前，作为改革开放的产物，高尔夫在招商引资、美化环境、培养运动员和提高当地农民收入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所以“1993年以前，国家是鼓励发展的，那时环境还行”。
但随着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和城市人口流动的加剧，一些人迫切需要通过某些方式“标新立异”，并寻求社会认同，所以，我国高尔夫运动的消费主体从那时起，便成为改革开放后的“新富人群”，而官员也逐步进入了高尔夫的“禁区”。据崔志强回忆：“当时，有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规定，主要内容是不得在工作时间，不得用公款进行高消费的运动，主要就是针对网球、高尔夫和桥牌。”在1994年～2003年期间，时代洪流中的高尔夫听到了“限制”的声音。
“在政府的宏观管理下，按计划经济来做的项目，相对发展得较好，如跆拳道和艺术体操等。而民间力量较大，通过市场需求引入的项目，通常会经历无序的发展阶段，比如台球、保龄球和高尔夫。”钟秉枢表示，保龄球占用资源相对小，台球也在街头巷尾经历过整顿，相对而言，高尔夫的特殊性容易被贴上标签，“高尔夫从民间引入却并非面向草根，且场地要占用大量水土资源等，一开始便埋下了畸形发展的种子。”
于是，199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通知》(中发[1997]11号)，该文件明确“禁止征用耕地、林地和宜农荒地出让土地使用权，用于高尔夫球场、仿古城、游乐宫、高级别墅区等高档房地产开发建设，以及兴建各种祠堂、寺庙、教堂。”作为业界指南，朝向集团在其发布的《2013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中，对这份普遍认为是来自国家层面关于高尔夫用地问题最早的政策，解读为“这一政策是持续的、稳定的，并且我们认为将会是更趋严厉的”。
冷政策与热市场对撞出十年尴尬
“1949年，新中国成立，***便禁止了高尔夫，因为它被视为资本家专享的娱乐方式。2004年，高尔夫球场再次成为非法，因为当时政府要保护农地。”去年，英国《独立报》的一篇文章，标题直接道出中国高尔夫自2004年以来学界定义为“禁止阶段”的景象——“中国高尔夫禁止却繁荣”。
朝向集团的解读在历史上找到了证据。2004年1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暂停新建高尔夫球场的通知》，此后10年间，又下发了相关禁令近10道。但据《中国高尔夫行业报告》显示，全国高尔夫球场数量却由2004年的178家增长至2013年的521家，我国高尔夫人口已突破百万，核心人口也从30万发展到40多万。
在数字飙升的背后，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权威人士看到的是GDP的力量。行业数据显示，一座18洞高尔夫球场的投资成本在1.5亿元左右，每年的维护成本约为3000万元，“但全国能有盈利的球场少之又少，因此，球场老板必然需要的强大经济实力，多来自金融和房地产行业。尤其是房地产业，能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在该业内人士看来，房地产和高尔夫球场在过去十几年中迅速增长，二者密切的关系，让来自国家层面的“规范”屡屡未彰。“这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因此，地方政府就是现如今高尔夫球场以各种非高尔夫名义出现的保护伞”。
这种情况，曾被国土资源部执法监察局局长李建勤视为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屡禁不止的突出表现，“高尔夫球场往往配套建设高档商品房，可借建设高尔夫球场之名，行大规模建设高档商品房特别是别墅之实，以乡村俱乐部、城市公园和休闲公园的名义建设高尔夫球场，开发房地产。同时，一些地方政府及部门违反国务院禁令，批准建设高尔夫球场”。
在这样权力庇护的背景下，从进入中国便面向高端的高尔夫被涂上了神秘的颜色。“什么人才能进行高端消费？”政策屡禁不止下的暧昧，以及中国高尔夫球场“私人俱乐部”的性质，让“腐败”在高尔夫运动私密性特征的背后有了被“猜想”的空间，“一张会员卡动辄十几万元或几十万元，官员自掏腰包，恐怕难以消费。”晓磊曾是南方某一线城市一高尔夫俱乐部的行政人员，没辞职前，他总在想“高尔夫哪儿来那么多标签？”晓磊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浪费”、“占用耕地”和“污染”等问题，“其实业内也有一些解决办法，比如很多球场实际上是建在垃圾场上的，自然条件差，改造成本还高；另外，对污染问题，如果选择进口合格的农药，实际造成的污染和想象并不一致。球场靠草吃饭，污染过于严重，饭碗也就砸了。”但全国五六百家球场，是否都能按规矩行事，晓磊表示怀疑。于是，在2014年感受到政策的凛冽后，他决定离开高尔夫行业，“反腐肯定存在官员因此落马的情况，环保也势在必行，所以，整改之后，能规范很多行业行为，也许以后会是一个不错的市场”。
霹雳政策呈现“史上最难”时刻
“中央政府2004年后多次联合发文整顿高尔夫球场，一直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直到落实“八项规定”严厉反腐，政策才落到实处。”前文所及那位有20年运营体验的业内人士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高尔夫是一个体育项目，但球场管辖却涉及体育、工商、发改委、国土资源、环保、水利、林业等十多个主管部门，“长期以来，谁都能管，谁都不管。”而业内，行业规则的明确更是只能追溯到上世纪那个“该不该限制”的时期——8万字、两个月，1996年，由崔志强翻译的第一本中文简体版高尔夫规则出版，而当时赞助印刷的是香港著名影星曾志伟，“5000册全部免费赠送，标志着高尔夫活动有‘法’可依”。
让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体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汕印象深刻的是，“对大型国企和政府官员到高尔夫球场的活动监督趋严”。“不准获取或享受各种形式的高尔夫球会员资格”、“不准用公款公物或在办公时间打高尔夫球”，2014年年底，广东省纪委、省监察厅率先印发《关于严禁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的通知》，对现职党和国家工作人员违规打高尔夫球作出了“九个不准”的规定。
作为高尔夫球场的主要消费群体，对国企和政府官员行为的规范，直接导致了球场生意的跌堕，“现在最好的时候，只有原来的40%。”某高尔夫俱乐部高层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现在算得上是最难的时候。”
这种“低气压”自2014年年初便悄然形成：国土资源部发文严禁在流转农地上建设高尔夫球场；国家发改委等11部委联合发文，将面临清理整治的高尔夫球场划分为取缔、撤销、退出和整改4类；国家林业局盘查非法林地侵占等；同时，高尔夫球场还登上浙江禁止用地榜单，进入北京特殊用水行业及禁建目录。而真正涉及“动土”的整改行动更是遍及广东、四川、上海和北京等高尔夫球场集中的省市。
“5月北京水费涨价对高尔夫球产业的影响，在8月出台的《关于落实高尔夫球场清理整治措施的通知》面前，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尽管前述业内权威表示，整治球场，大多以整改为主，“应该是暂时关闭，有水的问题、环境问题或者土地问题，解决完问题还能继续，大部分不会彻底关门”，但行业内的紧张氛围早已如霾四伏，“国家层面的政策反映的是‘规范发展’的大势，30年了，让行业经历一次洗淘未必不好，如果要确立更健康的高尔夫产业发展模式，清理整顿是非常正确的，是时候了。”
(本报北京1月18日电 梁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