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想必大家都知道，他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著作者。他任太史令时，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惹怒汉武帝，被武帝降罪，赐予腐刑。他在行刑前，本该自尽了却残生免受侮辱，但他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艰难地忍受腐刑之苦，坚强地活了下来。那么，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力量支撑他苟活于世呢？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散文家。他是汉初五大夫、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幼年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识字，年仅十岁就能够诵读古文经书。如：《尚书》、《左传》、《国语》等书籍。后来跟随经学家董仲舒、孔安国研究《春秋公羊传》和《古文尚书》，深刻了解先秦和汉代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及其斗争的历史。二十岁时，听从父亲的指示，遍访河山，开始到祖国各地做长途旅行，去搜集遗闻古事，了解各地民俗风情。他从北方南下游历长江、淮河一带，登上会稽山，探寻禹穴，窥察九疑山，又在沅水、湘水上航行。再北渡汶水、泗水，到齐、鲁的大都市讲学，考察孔子遗留下来的风教，在邹县、峄山举行乡射大礼。在鄱县、薛县、彭城等地遇到一些困难，再经过梁地、楚地回到家乡。
汉武帝元封元年（前110年）春天，汉武帝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做为参与制定封禅礼仪官员的司马谈却因病滞留在洛阳，不能参加大典而感到遗憾，心中愤懑以致病情加重，生命垂危。司马迁恰巧在这时候完成西征的使命回来，在黄河、洛水间的地方见到了父亲。
父亲紧握他的手哭着说：“我们的祖先本是周朝的太史。远在上古虞舜、夏禹时就取得过显赫的功名，主管天文各事。后代逐渐衰落，祖业难道就要断送在我的手中吗？你如果能担任太史，就可以接续我们祖先的事业。如今天子继承汉朝千年一统的大业，在泰山举行封典，我不能随行，这是命中注定的啊！我死后，你一定会做太史；做了太史，你千万不要忘记我生前想要完成的论著啊。再说孝道，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中间表现在侍奉君主，最终落实在自身成就功名。扬名于后世，光耀父母，这是孝道中最重要的。天下人称颂赞扬周公，说他能够论述和歌颂周文王、武王的功德，宣扬周公、召公的风尚，表达太王、王季的思想以及公刘的功业，以使始祖后稷受到尊崇。周幽王、周厉王以后，平治天下王道衰落，礼乐损坏，孔子编修旧有的文献典籍，振兴被废弃了的礼乐，论述《诗》、《书》，创作《春秋》，学者们到现在都以此为依据。从鲁哀公获得麒麟以来四百多年，诸侯相互吞并，史书丢散、记载中断。如今汉朝兴起，海内统一，贤明的君主，忠义的臣子的事迹，我作为太史而没有加以论述记载，废弃了天下的历史文献，对此我感到十分不安，你可要记在心里啊！”司马迁低下头流着泪说：“儿子虽然不聪明，但是一定把父亲编纂历史的计划全部完成，不敢有丝毫的缺漏。”
司马谈死后三年，司马迁担任太史令，开始搜集史料编辑史记以及把国家藏在石室金匮中保存下来的古籍进行编排和修订。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年），李陵跟随贰师将军李广利出征匈奴，率五千步兵与八万匈奴兵战于浚稽山，终因寡不敌众兵败投降。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由于武帝误听信李陵替匈奴练兵的讹传，诛了李陵三族。武帝就李陵一事问司马迁，司马迁说：“李陵侍奉亲人孝敬，与士人有信，一向怀着报国之心。他只领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部的力量，杀敌一万多，虽然战败降敌，其功可以抵过，我看李陵并非真心降敌，他是活下来想找机会回报汉朝的。” 话未说完，武帝认为司马迁是想诋毁贰师将军为李陵说情，于是把他下狱定为诬罔罪名。
诬罔之罪为大不敬之罪，按律当斩。面对大刑，决然而死，虽然名节保住了，但是答应父亲的事没有完成，书未成，名未扬。想到西伯文王拘于囚室却推演八卦为《周易》；孔子仲尼虽屡遭困厄却编著了《春秋》；屈原被楚怀王放逐而赋了《离骚》；左丘明失去视力而写作了《国语》；孙子的脚受了膑刑却著有《兵法》；吕不韦被迁徙到蜀地，世间却流传了《吕氏春秋》；韩非被秦国囚禁，他就写了《说难》和《孤愤》；《诗》的三百篇大都是圣贤的发愤之作。他们都得不到任用，只好退而求其次以著书来抒发自己的悲愤，想留下文章以自明。因此，司马迁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
处以腐刑，这在精神上给司马迁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巨大创伤，但却更加激发了他奋发写作、出色完成《史记》这一鸿篇大作的决心和毅力，促使他在狱中坚持不懈的写作。后来，他被武帝赦免出狱，担任中书令。中书令虽然比太史令地位高，但是大都是由宦官来充任，为此，司马迁感觉受到侮辱，很是痛愤，但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他把想法变成现实，只得‘隐忍苟活于世’坚持写作，直到全书完成。
参考材料：《史记》中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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